弘文、崇文两馆是唐代中央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唐代最高级别的贵胄学校。两馆地位崇重、地处禁中,学士具有教育与政治参议的双重性质,其职能相对国子监六学更为特殊。唐高祖武德四年(620)置修文馆是唐代文馆制的开始,其后弘文馆名称多有改易。特别是弘文馆更名昭文馆的时间,更名时间应该在上元二年(675),更名的原因是避太子李弘讳,而“李弘”之名与当时的政治谶语紧密相关,史书中记载中宗神龙元年(705)是有问题的,中宗模仿其父、故技重施,借避李弘讳改弘文馆为修文馆,造成了改名时间的误解。弘文馆名称的屡次改动,其用意多与新君即位后的政治革新有关。学界通常认为唐代崇文馆创置于贞观十三年(639),然而通过本文考证发现,崇文馆在贞观六年(632)就已设置,这是当时政治社会环境的产物。弘文、崇文两馆是当时政治环境下的产物,其位置比较特殊。弘文馆隶属门下省,崇文馆为东宫学馆,直接决定了两馆学士在唐代政治中的不同作用。弘文、崇文两馆学士在唐代的皇权与储权政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学士对唐代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太宗重用文馆学士开始,弘文馆学士逐渐获得草诏的权力。到玄宗时期,弘文馆学士的政治职能受到兴起后的集贤院学士与翰林学士的侵夺,弘文馆学士因失去其参议政治、草拟诏书的机会而衰落。弘文、崇文两馆因地位崇高,故而招生名额非常少,招生资格也相当严格。两馆虽各有所属,但其招生标准的“资荫全高”是一致的,招生条件合为一体的表现是“补弘文、崇文学生例”,两馆生主要从京官三品勋贤子孙中选拨。唐前期,两馆生享有一些重要的政治经济待遇,如生徒免课役、供应食宿、朝谒皇帝及入仕与科举优待等。两馆招收与培养贵胄子弟,以照顾当朝高官、巩固统治集团的稳定。安史之乱爆发后,在中央官学衰落的背景下,两馆生的各种待遇也变得时有时无。中晚唐时期,两馆招生资格发生变化,生徒人数呈削减的趋势。在中央无力维护权贵子弟的入仕优待下,只能通过精简馆学生员来维持贵胄子弟的入仕特权,入学两馆的资格限制虽依然严格,但并不能挽救馆学的衰落。两馆生学习内容主要为经学和史学,与其它官学生徒所学内容相差不大,只是在毕业考试时的难度较低,两馆生习经、史体现了唐代官学教育中浓厚的儒家教化思想。对于“弘文、崇文生举”问题,史书中虽有“弘文馆明经、进士”、“崇文馆明经、进士”的记载,但两馆只是参加科考的举人来源,犹如国子监明经、进士一样,而不是科举及第的场所,两馆并不存在独立的弘文、崇文明经(进士)科目。“弘文崇文生举”表明的是对两馆生科举的特殊规定。唐前期,两馆生最初依靠门荫入仕,进入两馆后,馆生在馆学毕业考试时的要求较低,参加科举考试有单独命题和“简试”及第的优待,其后多有变化。中晚唐时期,在科举入仕日益崇重的背景下,两馆生最终走上了科举入仕之途。唐前期,两馆贵胄子弟入仕和仕途前景比较优越,他们可以通过馆学直接入仕,且仕途美好,有少数人甚至做到了三品及宰相之位。安史之乱后,在皇权和贵族政治的衰落下,两馆的衰落不可挽回,两馆子弟入仕非能与昔日的轻而易举可比。在科举入仕日益受到人们重视的社会背景下,藉门荫入仕的贵族子弟欲保持其家族地位的不衰,也必须通过科举入仕方能暂时维持。隋唐科举制成为贵族制度的安魂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