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制群征》是汤若望撰于明末的西学论著,在国家图书馆收有一线装本,该书前附有陈垣《三版主制群征跋》,后附有《赠言》一卷。《赠言》是汤若望在华传教期间所交游的士人所赠诗翰合刊本,其题赠者多为当时的名士。由这些人的师生、同年、姻亲出发,我们可以追索出一张庞大的人际关系网,而这一网络中的人们又大多与西学和西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循此线索,必有助于我们探寻当时欧洲文明在明末清初社会具体的影响深度和广度。而长期以来,囿于所涉材料大多是教会原始文献且相对罕见,从未见学者在这一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版本梳理、内容校释等方面的工作,更遑论全面研究《合刻》中赠言诸位士人的交游状况和中西两造的互动状况。针对这一课题目前的研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主要开展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首先尝试厘清《合刻》诸多版本之间差异,发现《赠言》与其它两个版本内容不尽相同,系陈垣在其钞本基础上的增订本。考虑到《合刻》对天主教与中国文学文化关系研究具有较高学术价值,遂以北图所藏三版《主制群征》附录之《赠言》卷也即陈垣先生之钞录本为底本,并与手头其它诸本互相参考综合对其进行校注,并依据相关资料,略加注释。然后在厘清《合刻》版本及内容的基础上,分寿文、荣荫文、衔觞赋诗、其它酬赠诗四个方面对这些士人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一番较为详尽的考证。以资料考据切入,通过大量阅读明清相关士人的文集和诗集,尝试从人脉关系入手来追寻和探析历史人物受西学西教影响之思想与心态内蕴。在下列几个方面的研究上有创新之处,取得了一些进展。梳理并界定了《合刻》的五个版本,发现各个本子在所收内容方面各有欠缺但又互相补充;并对陈垣关于李日华和霍叔瑾两人题赠传教士的诗歌问题的判断加以商榷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进一步对李日华与教会之间的浸润与互动关系方面有所考证和阐发;在清理版本的基础之上,对诸本内容上的缺漏加以补充,并对《合刻》全文依据相关资料进行了校释;集中考证出《合刻》中诗文作者的身份并尽可能爬梳出明清士人与汤若望之间交际往来的史料,以冀从中尽量能够辨析双方往还对中西两造的影响程度并追索出当时各方的心理状况,对汤若望与贰臣集团交游中的身份认同问题和严重影响中国传教事业进程的“妾与天主”问题也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尽管汤氏一贯秉持利玛窦“知识传教”的传教路线,天主教在华的传教事业也因汤若望在华的崇高地位和汤氏与顺治皇帝之间非同一般的特殊关系处处受到护持而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但是两大文明之间存在着的巨大鸿沟不是单纯“知识开路”、“学术传教”、“补儒易佛”的路线和“东海西海,其心其理同也”的大道理能够轻易逾越的。传教士们与士大夫们之间的交流越深入,思想方面的差异暴露在彼此面前的可能性就越大,中西两大传统文明之间的比较带给我们可供思考的问题就会越多。种种理智上的困局譬如说“妾与天主”的问题就成为阻碍传教事业再上台阶的重大因素。凭心而论,这已经不是传教士的适应策略所能够解决掉的问题了,因为交流到了这个深度,彼此势均力敌的两大文明就很容易在自己根子上的本质东西产生僵持,坚持己见不肯让步,两造都会认为自己所坚守的是唯一的并且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妾与天主”问题在这里被错位成了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传教士所代表的西方文明和汉族士大夫所代表的儒家文明的碰撞所产生的理智上的困局实际上就是两造双方传统观念的错位所致。西方毋行淫邪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传教士坚持自己所提倡的一夫一妻制更加人性化,而士人也认为儒家的忠孝节悌的伦理传统是亘古不移的真理。进一步讲就是天主教把男女婚姻看做是与上帝关系的一部分,主张男女平等;而儒家把男女婚姻看做是宗法关系的一部分,坚持忠孝优先。明末清初中西两大文明的首次碰撞和砥砺所带给我们的种种理智上的困局和传统观念上的错位,足以值得我们后来者深思和借鉴。由于代表基督教文明的西方传教士们其根本用意乃在于“补儒易佛”→“超儒”→“阴儒阳天”的一神信仰,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选择是发展的多元化和形态的多样性就存在着隐性的但不可消弭的矛盾。中国文化的历史选择是“多”而不是“一”,是“三教合一”、“多教并行”、“儒耶道佛原为一家”,说到底,这次儒耶之间的交流还是在双方核心价值观念上面没有能够融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