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政体制经历了从1980年实行“财政包干管理体制”1到1994年“分税制改革”2这个分水岭，对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进行了一定调整、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权，使得中央财政收入比重不断增长，地方财政收入比重却下降，然而近70％的事权仍在地方政府，导致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的矛盾。随着经济建设的需求的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稳定性较差，地方财政在经济建设中的财政缺口扩大，财政支出负担加重，陷入债务困境。同时，由于分税制改革对于税种归属和共享收入的分成采取了“一刀切”的做法，没有结合民族地区特殊性，加剧了民族地区事权和财权的矛盾，民族地区的优惠政策没能体现出来，不利于老少边穷地区的经济发展。民族欠发达地区亟待解决财政收不抵支的窘境。为缓解地方财政支出压力，中央还实行了转移支付制度，先后颁布了《过渡时期财政转移支付办法》、《中央对地方专项拨款管理办法》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办法》，随着转移支付的省市逐年增加，中央政府可支配的财力也在不断的减少，尤其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央财政紧缩的情况下，缩小了转移支付的力度，进一步加重了地方政府财政的支出压力。要建立和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更好的完善财税体制的改革，首要解决的是如何给予地方政府较好的融资渠道。于是地方公债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根据我国现行的《中国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28条规定:“除法律和国务院另外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但事实上，地方政府通过变相举债进行融资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2009年2月17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委员长会议听取了关于《国务院关于安排发行2009年地方政府债券的报告》有关情况的汇报。国家发改委已经发放了2000亿元的地方债券到20余省市。据悉，《预算法》中关于地方公债问题的法律规定正在如火如荼中进行。笔者认为，鼓励地方发行公债，尤其将这个制度放在一个经济较为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而言，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从西藏经济发展报告来看，在西部大开发的指引下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西藏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是靠国家的投资拉动的，自身的创新“造血”能力很低，使得西藏长期处于“等、靠、要”的状态。1994年实施西部大开发，西藏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西部欠发达地区，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地方政府应当承担更多的事权能力，充分发挥地方在经济发展中主动性和创新能力。但是西藏地区财权和事权之间的矛盾仍十分突出，亟需一个安全稳定的融资渠道，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和“造血”能力。笔者认为，西藏地区更加需要通过低成本、低风险的融资渠道，依靠国家优惠政策，吸引资金，提高自身竞争能力，发展地区经济。　　西藏地方公债制度问题的研究截止目前仍处于空白的状态，笔者希望能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出发分析西藏地方发行公债的可行性，以及提出了对发行公债的制度构建的设想，以期推动西藏和加快西藏地区经济发展的步伐，不仅可以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有所发展，而且可以减轻中央财政的支出，使得西藏地方政府财政从一贯的输血模式转变到造血模式，带动地方经济自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