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取向的发展作为青少年重要的发展任务之一，对于青少年适应社会角色变化、对自身的规划和评估有重要的影响。受生态系统模型、发展情境论等思想的影响，发展背景在青少年未来取向发展中的作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国外许多研究指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发展背景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儿童青少年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Paulter&Lewko,1987, Nurmi,1991)。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但也出现了严重的贫富不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本研究将考察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未来取向的影响。另外，已有研究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并不完全决定青少年的发展情况，个体或环境某些保护因子的作用会在其中产生影响(Huston＆Bentley,2010;Matthews＆Gallo,2011)，因此，本研究选择以大五人格特质作为个体的一种保护因子，探讨人格特质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未来取向之间的调节效应。本研究采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问卷、大五人格问卷和未来取向问卷中文修订版来对1915名青少年进行了测量，以探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青少年未来取向之间的关系，以及大五人格特质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所有测量均具有较好的信度。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可以正向预测青少年教育领域未来取向的探索、投入、积极预期和感受。(2)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可以正向预测青少年职业领域未来取向的探索、投入、积极预期和感受。(3)在教育领域，情绪性调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青少年教育探索及教育感受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情绪性低的青少年教育探索和教育感受的预测力更强；外向性调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青少年教育积极预期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外向性低的青少年教育积极预期的预测力更强。(4)在职业领域，情绪性调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青少年职业探索及职业感受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情绪性低的青少年职业探索和职业感受的预测力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