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与资源问题是一个关乎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至关重要的问题。鉴于此，在保障国家整体经济安全态势和良好环境目标的要求下破解环境资源危机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显然，这有赖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有赖于将生态环境的保护纳入社会发展的整体目标之中，有赖于社会转型中政府环境治理责任的担当。政府生态责任问题因为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环境治理的官方支配性、脆弱性、低效性而成为环境事务的焦点，逐渐引起了国家和社会的高度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环境资源问题的生发也是一种社会、制度、政治与经济危机，政府的建构及运行机制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安排的核心体，理应对造成环境问题的各种深层根源进行反思，并承担起应有的责任。环境时代区别于传统社会问题所彰显的关系结构与道德秩序，要求政府必须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环境与社会、政治与生态、生存与发展等相关要素之间的关系，并发掘隐藏于关系背后的道德秩序及其位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规定应当“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要着力点，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生态文明水平”。这进一步明确了生态环境保护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赋予了政府新的环境治理责任。因此，环境治理结构与手段的变革，必须充分考虑政府生态责任的健全与实现，将有关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管理等治理行为和政府生态责任纳入规范化和程序化的轨道。笔者也正是在明确政府生态责任内涵的前提下，探讨政府生态责任的基本构成、建构基础和正当性问题，并以此为指引反思中国当下政府生态责任的症结所在，最终提出有建设性的宏观完善路径和微观保障措施以期达致回应社会公众环境需求的“善治”目标。全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政府生态责任的基本范畴。生态环境危机是工业革命之后人类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人类需要在不断自省中承担起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重任。责任是民主政治与公共行政的核心问题，应对生态危机的重中之重就在于政府责任的承担和延展。当代市民社会、民主政治和公共行政的实践发展，使得政府责任从传统公共行政的责任范式转向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的责任范式。在这一范式转变的过程之中，以公益和服务为主线的政府生态责任逐渐觉醒，并开始发展成为政府新的公共管理和服务责任形态。笔者正是基于价值和制度的双重话语对政府生态责任进行了解读，并对之进行了法意解构，政府生态责任实质而言是一种行政责任。　　 第二部分，政府生态责任的建构基础与正当性。政府生态责任实际上是政府运行中的一种更高的价值取向，是基于自我反省与内在认知的“类人化”自我品性的提升。从根本上说，政府生态责任的承担不仅仅依赖于外部因素的强制约束，也不仅仅依赖于功利性的考量，更依赖于政府及其行政官员的自我认知和环境善治的生态意识觉醒。基于公共性的公共信托理论、社会契约理论和生态伦理理论为政府生态责任提供了坚实的建构理论基础，而后工业时代风险社会的运行以及政府公共行政的责任权力衡平为政府生态责任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当然，基于政府生态责任的来源基础和社会基础而延展的政府生态责任的环境公益指向、环境公平保障和环境秩序诉求也凸显了它的价值正当性。　　 第三部分，政府生态责任的问题省察与域外借鉴。将政府生态责任予以重视和确立是当下政府应对环境风险，维护公共环境利益的必要之举，是现代政府公共行政活动所必须奉行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支配、监督政府行为的外在制度准则。但事实上，我国在有关政府生态责任的理念明晰和制度建构的关键问题上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结合我国政府生态责任的发展情况，政府生态责任的现实问题在于实践运行中的政府环境行为缺失以及制度规范中的政府生态责任缺失。究其原因就在于政府公共性的普遍缺失、政府生态责任意识的匮乏、政府经济中心论的擎制、环境执法利益配置的不均以及公众参与机制的力度不足等。因此，对政府生态责任运行体系的问题进行省察并借鉴国外关于政府生态责任的合理经验，对于我国政府生态责任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四部分，政府生态责任的宏观完善路径。政府生态责任的不断强化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应有之义。作为公共性的社会事务管理机构，政府对生态环境治理恢复的主观责任意识、行政职责以及相应法律责任、问责事项的承担等都直接影响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资源综合利用的行为和实际效果。因此，在科学发展观的引导下，需要渐进的完善我国的政府生态责任。从宏观改进路径和措施来看，我们应该从理念回归与重塑、政府治理结构与职责、问责机制健全与保障、公众参与监督等宏观方面改进和不断完善我国的政府生态责任。　　 第五部分，政府生态责任的微观保障路径。政府生态责任的实现不仅需要从责任理念、治理结构、服务职能、问责机制及公众参与等宏观层面不断完善，更需要微观层面具体措施不断健全的保障。政府应该通过法律制度规范的约束，通过制度结构形式和功能影响社会群体行为的发生程度和范围，抑制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的个体行为，对社会资源进行分配和调节；通过制裁破坏社会公正的行为为社会运行提供规范价值，推进政府生态责任、社会环境公正的最终实现。政府有责任在环境资源法律规范的各个层面范围内培养社会公众积极向上的环境行为规范并为自律性约束提供强制约束力。笔者认为，政府生态责任的实现不仅需要政府自身的生态责任行为约束，更需要政府基于其生态责任确立的法律规范环境，将政府自身行为与社会公众、企业的环境行为统一在规范的法律框架范围内。就微观保障路径而言，政府生态责任的完善有赖于政府绿色采购的法律完善，有赖于政府绿色考核的法律保障，有赖于政府环境应急的法律规制，有赖于政府环保决策的法律规范，有赖于生态行政补偿的法律建构，以此增进政府生态责任的法律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