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企业经济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耀眼成就。但在此过程中,企业对社会不负责任的事件也层出不穷,典型的例子包括但不限于:2008年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2011年的瘦肉精事件,2018年的问题疫苗事件,以及2021年的虚假医药广告事件。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指企业努力超越自身直接利益和法律义务的、对社会有益的行为。与之相对,企业社会不负责任行为是指企业非法或合法但不道德的行为,它忽略了社会总体利益,或选择单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不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因此,企业社会不负责任行为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行为的对立面（即,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行为）。更确切地说,企业社会不负责任行为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不仅在理论概念上存在显著差异,受制于不同的动态（Dynamics）,两者往往还会导致非对称性的经济后果。正因如此,真正意义上的高水平的企业社会绩效应该同时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企业需要避免“做坏事”（Avoiding Bad）,即积极规避企业社会不负责任行为;其次,企业需要积极“做好事”（Doing Good）,即积极实施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到目前为止,虽然国内学者针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决定因素及其经济后果已经取得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意义的研究成果和洞见。但是,仍极少有研究理论分析并实证探讨中国企业社会不负责任行为的决定因素及（长期）经济后果,这与企业社会不负责任行为在中国实践中的大量存在严重不相称。本研究拟理论分析并实证探讨两个既存在联系又相互独立的子研究,来深化理论界对中国企业社会不负责任行为决定因素及其长期经济后果的理解力和预测力,并借此为企业股东、政府监管部门管控企业社会不负责任行为提供有益的初步指导。具体来说,子研究旨在回答以下一组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行业锦标赛激励是否、如何以及何种情况下更可能影响到企业社会不负责任行为。本研究聚焦于行业锦标赛激励（即CEO薪酬与同行业中最高CEO薪酬之间的差距）的实践动机在于:尽管CEO劳动力市场在供需方面远远不够有效,但近年来,CEO劳动力市场在薪酬透明度方面变得越来越有效。例如,在中国,界面新闻已经连续多年发布中国A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榜。因此,行业锦标赛激励已经成为CEO熟知的一种客观实在。理论动机在于:虽然企业内部不同高管之间薪酬比较所形成的内部锦标赛激励,以及行业内各个企业CEO之间薪酬比较形成的行业锦标赛激励,都会显著影响企业战略决策。但是,企业社会不负责任行为决定因素文献目前仅仅关注到了前者却忽视了后者。基于锦标赛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并以2003-2018年中国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展开实证检验,本研究得到了以下研究结论:第一,行业锦标赛激励会导致CEO牺牲股东长期价值的最大化来谋取个人利益（例如,更高的行业地位和行业知名度）,最终诱发了企业社会不负责任行为。第二,CEO管理短视在行业锦标赛激励和企业社会不负责任行为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第三,行业锦标赛激励对企业社会不负责任行为的影响受制于内外部公司治理的调节作用。具体来说,从内部公司治理因素看,CEO创始人身份、多个大股东都削弱了行业锦标赛激励对企业社会不负责任行为的促进作用,但控股股东性质（是否为国有企业）未发挥预期的调节作用。从外部公司治理因素看,卖空压力、地区市场化程度都削弱了行业锦标赛激励对企业社会不负责任行为的促进作用,但地区社会信任水平在其间未发挥预期的调节作用。子研究旨在回答以下一组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企业社会不负责任行为是否、如何以及何种情况下更可能影响到企业长期绩效。从已有研究成果看,学者们聚焦于企业社会不负责任行为对企业短期绩效的影响效应,得到了相互矛盾的研究结论。与这类前期研究相区别并构成有益的补充,本研究从企业长期绩效角度重新审视了企业社会不负责任行为的经济后果,其背后的实践动机在于:倘若企业及其股东对企业社会不负责任行为的长期绩效缺乏深刻认识,势必会对企业的长远发展产生严重不利影响。理论动机在于:企业长期绩效是衡量管理有效性最为核心的指标之一;同时,高水平的长期绩效也是企业实现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基于信号理论,并以2003-2018年中国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展开实证检验,本研究得到了以下研究结论:第一,企业社会不负责任行为将导致核心利益相关者不再认可和支持企业,从而对企业长期绩效产生了严重不利影响。第二,创新绩效在企业社会不负责任行为和企业长期绩效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第三,企业社会不负责任行为对企业长期绩效的负向影响将因信号环境的不同而异。具体来说,企业慈善捐赠、行业竞争强度都削弱了企业社会不负责任行为对企业长期绩效的负向影响。然而,地区市场化程度会增强企业社会不负责任行为对企业长期绩效的负向影响。本研究做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证贡献:第一,本研究是率先从锦标赛激励角度,特别是行业锦标赛激励角度,系统性剖析企业社会不负责任行为形成机制及其作用边界的研究之一。具体来说,本研究不仅率先提供了有关行业锦标赛激励是否影响企业社会不负责任行为的知识,更明确了行业锦标赛激励作用于企业社会不负责任行为的传导路径和作用边界。第二,本研究是率先探究行业锦标赛激励对企业非市场化战略影响效应的研究之一,这不仅丰富了行业锦标赛激励文献的研究内容,更推动了锦标赛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及其对中国商业实践的解释力。第三,本研究是率先从长期绩效角度系统性剖析企业社会不负责任行为经济后果的研究之一。在此过程中,通过将企业社会不负责任行为视为一种企业无意间释放的负面信号并探讨它对企业长期绩效的信号效应,本研究也深化了信号理论的理论内涵,强化了信号理论对企业实践的解释力。最后,本研究的理论解释和实证结论为企业股东以及相关监管部门更好地防范、治理企业社会不负责任行为,从而助力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国人更好地追求“美好生活”带来了富有建设性的初步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