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作人的整个文学生涯中,新诗创作所占时间不长,数量也不多,却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他的新诗有着鲜明的审美特征,迥异于当时其他的新诗作者,而就他整个的诗歌创作历程而言,新诗创作在其中也有着独特的位置。周作人是在特殊的背景下开始创作新诗的。一方面,新诗刚诞生不久,虽然作者甚众,但一些制约新诗发展的因素也逐渐凸显。另一方面,初到北京的周作人试图以文学改造国民性,对新诗的建设工作显示出极大的热情,参与了很多相关的活动,包括为新诗集作序、翻译外国诗歌、写新诗批评文章还有推动歌谣研究等。周作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新诗并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对当时的新诗作者起到了引导作用。而在周作人创作新诗的过程中,鲁迅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周作人的不少新诗都是经过鲁迅的修改才最后定稿的。在创作新诗的过程中周作人借鉴了很多的艺术资源,在对这些艺术资源进行鉴别取舍时,周作人有着自觉的扬弃意识。首先,周作人创作新诗采纳散文化的诗歌形式,这跟他对古希腊诗歌、勃来克的诗、波德莱尔散文诗等西方诗歌形式的借鉴有关。同时西方的情诗也给了周作人很大的启发,他在自己的新诗创作中倡导体现人欲的生活之诗,写有多首情诗。其次,周作人对日本诗歌相当偏爱,翻译了大量的日本诗歌。日本诗歌之所以吸引周作人,主要在于它的“物哀”的审美态度。这一审美态度与周作人自身的性情气质深度契合,对周作人的新诗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最后,周作人在自己的新诗创作中不刻意追求诗歌的音乐性,文辞上也一洗古诗“诗的文字”,用当下的新鲜词汇来表达情思,这些则体现了他对古典诗歌资源的扬弃。周作人新诗的审美特征与当时其他新诗作者的诗作有着明显的差异。首先,他通过把具有不同价值内涵的意象并置到一起来表征自己矛盾的内心情感,又创造性地将西方诗歌的戏剧化的意境创设方式和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情趣结合起来。通过这些独特的意象选择和意境塑造方式,周作人的新诗做到了诗美与诗思的完美结合。其次,周作人的新诗有着孤高的审美趣味,不热衷于描写宏大主题,注重诗作的趣味性。最后,周作人的新诗存在一种情感张力,这种张力来源于他在关怀大众与追求自己的精神自由之间的徘徊挣扎,它赋予周作人的新诗浓郁的诗意。不过这种可贵的情感张力在周作人转向营建—己的文学世界后就很快消逝不见了。除此以外,周作人创作新诗是在1919年到1923年间,在这之前他主要写旧体诗,而在这之后,他主要写杂诗。周作人是有着较为自觉的文体意识的作家,他由创作旧体诗转向创作新诗是对传统的抒情言志模式的抛弃,而最后又转向杂诗创作则是他拒斥庸众后营建一己的文学世界的必然选择。新诗处在二者之间,有着独特的地位,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体现了诗人试图将关怀大众与追求自身的精神自由结合于一身的努力,是建设“人己皆协”的文学的一次真诚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