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作为儒学经典，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部重要论著。《中庸》最早在16世纪由欧洲来华传教士译介传播至欧洲，此后在英美国家被广泛地翻译和研究。因此，在全球化时代的语境下，研究具有代表性的《中庸》英译本能为典籍英译带来启发。19世纪英国汉学家和传教士理雅各是系统地翻译《中国经典》的首位译者。他的《中庸》英译本在西方被视为标准译本。20世纪末，安乐哲与郝大维合译推出了一个颠覆性的《中庸》英译本。本文选取理雅各和安乐哲的两个《中庸》英译本为对象，从意识形态这一角度对这两个译本进行描述性研究。　　自翻译的文化转向以来，翻译研究的中心问题不再拘泥于文本中传统的“忠实”与“对等”之争，而转向社会、文化、历史等更为广泛的因素。Lefevere的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宏观的视角，翻译研究不再拘泥于译文文本的忠实和对等。在不同背景下，同一原文本会有不同的译本，对译本评判的标准也不一样。任何译本在其产生的时期都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应考察其产生时期的特定历史和文化背景。在 Lefevere的改写理论中，意识形态起着决定的作用。因此，对翻译中意识形态的考察有助于了解原文本在特定时间和社会环境下是如何被理解以及译文如何产生。　　本文通过意识形态这一视角，宏观地考察了理雅各和安乐哲的两个《中庸》译本产生的意识形态背景，微观地考察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译本中的体现。由于社会意识形态背景和译者意识形态的差异，译者对《中庸》的理解和翻译产生了多样化。两个译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社会意识形态和译者意识形态的影响，其中译者意识形态的影响占主导地位。理雅各遵循传教士的传统翻译《中庸》是为了促进传教事业的发展。19世纪朱熹注解的儒家经典被视为官方读本，因此理雅各的翻译基本上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底本。原作的权威性和理雅各严谨的学术修养使理雅各以释经的方式翻译《中庸》。理雅各为了忠实地传达原作的思想，其译本有着大量的注释，因此他的翻译被称为学术性翻译。但他从基督教教义理解和阐释《中庸》，其译本始终贯穿着基督教意识形态。20世纪末是美国儒学典籍英译的高潮时期，安乐哲和郝大维的《中庸》合译本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其翻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创建中西哲学的对话。他们主张《中庸》是体现关联宇宙论的重要哲学著作。因此他们建立了一套哲学框架英译《中庸》，从而摆脱传统的基督教士的翻译和西方哲学框架下的阐释。然而，过程哲学意识形态使他们过度地从过程哲学角度对原文进行阐释和翻译，造成了过译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