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核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兴技术不仅能够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社会收益，也引入了潜在的不确定性危害，其社会引入具有明显的实验特征。面对新兴技术不确定性，以及有关潜在危害的认知局限，社会对于此类技术的应用产生了不同程度抵触情绪，技术系统与社会系统、专家系统与公众系统、技术支持者与反对者抑或是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之间产生了广泛的冲突议题。现代新兴科技正在以超脱人们预期的方式和速度，涌进公共生产和生活之中，这种背景下如何理解新技术社会应用的实验特征与冲突议题，社会又是如何防范和化解此类冲突的，成为了本文的关注点。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首先将新技术的社会引入概念化为一种技术社会实验。这一视角认为，实验室研究以及理论探索，并不能完整地代表技术或技术产品在社会环境中的真实表现。特别是对于缺乏相关数据和知识的新兴科技领域，实验室研究的局限性越发明显，新技术的社会引入具有明显的实验特征。这样，新技术社会引入的冲突议题，就可以概念化为多种实验假设之间的竞争，而真实的社会环境就是实验假设的验证场所。在这一场所中，技术引入的冲突得到了重新的建构，社会也提高了冲突治理的能力。　　为了打开新技术社会实验的过程，本文在梳理技术社会实验理论、负责任创新理论和适应性管理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技术社会实验的分析框架。在该框架下，技术社会实验是一个递归学习的过程，通过分析实验过程中发生的“意外事件”，可以促进对先前技术知识的拷问，使得理论知识甚至是行动计划得到重新调整。在生产技术相关知识的同时，将所习得的知识应用于技术社会实验本身。通过这一知识生产过程，社会对技术的认知和判断得以重新界定，即关于技术的实验假设（冲突）得到了重新的建构。　　分析框架建构完成之后，本文选取了核技术、转基因技术和纳米技术为分析案例，将其社会引入分别概念化为一种技术社会实验。这样技术社会引入过程之中发生的“意外事件”就可以看作是对技术实验假设的一种验证。本文分别将核技术引入过程中发生的系列事故，转基因技术引入过程中的争议性事件以及关于纳米技术社会管理的辩论作为具体的分析资源。阐明了技术社会实验中“意外事件”的学习机制，实验假设（冲突）的重构过程。最后，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技术社会实验中冲突治理策略的演进路径，基于社会实验理念构建了新兴技术的监管框架。　　本文的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1)技术社会实验理论可以成为新技术创新治理的补充路径，能够为不同参与主体提供对话交流的机遇和平台。(2)技术社会实验可以通过从事故中学习、设计实验和公开辩论三种方式，进行知识生产和不确定性消解。(3)技术社会化过程中所引发的冲突，可以成为技术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建构性学习资源。(4)新技术的监管决策应当是去中心化的，可以利用社会网络来提高新技术绩效，减少冲突和不确定性。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1)在先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明晰了技术社会实验的四大基本特征，将其应用到新技术冲突问题的研究上，拓展了理论的实践范围，为新技术的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理论进路。(2)探究了技术社会实验下的知识生产问题，揭示了社会实验的递归学习机制，识别出了社会中技术知识生产和不确定性消解的三种方式:从事故中学习、设计实验和公开辩论。(3)研究了社会实验对技术冲突治理和技术监管的启示，提出了技术社会实验监管的基本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