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1919年胡适翻译第一首海亚姆鲁拜诗歌已逾百年,随后鲁拜诗歌被一再翻译,魅力不减。隐喻,作为鲁拜诗歌翻译的难点所在,一直未得研究者的重视。近年来,隐喻成为了多学科研究的焦点,但对于隐喻翻译的研究却不是很多。隐喻从根本上讲是用一个事物替代另一事物的过程,翻译是用一种语言替代另一语言,这两者皆与符号生成过程有着本质上的相似。因此,本论文试图利用这三者之间的联系,从符号学的角度研究《鲁拜集》中的隐喻翻译。笔者尝试性地构建了一个适用于分析诗歌隐喻翻译的框架,隐喻的翻译可以在该集合框架之中寻找并选取合适的意指,再从目的语中选取最佳符号,使本体和喻体产生最佳联想,并从指称意义、言内意义以及语用意义三个层面上意义的转移对诗歌隐喻翻译进行分析。论文以菲茨杰拉德所译《鲁拜集》作为英译本,在此框架中分析比较黄杲炘和黄克孙两位译者翻译隐喻时采取的策略及他们在隐喻翻译上的得失,并验证符号学角度研究诗歌隐喻翻译的可行性。研究发现:两位译者在处理隐喻的指称意义传递时,翻译策略所差无几。在韵律与节奏隐喻的翻译中,黄克孙采取中国七言古诗的形式,很好地传递了其言内意义。黄杲炘采用现代诗体,在处理一些诗歌的节奏隐喻的翻译时较为成功,但有时过分注重形式,使得一些译诗中冗词较多,诗性减弱。在语义隐喻的翻译中,黄克孙和黄杲炘分别采用归化和异化,两种策略均可传递隐喻的语用意义,这也证明了符号学视角对隐喻翻译研究的有利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