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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了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国际合作稳步推进,边境沿线地区与周边邻国和内地的联系与互动日益加强,随之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并与原有的问题互为交织,成为影响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社会良性运行的不和谐因素。对这类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问题,以往的研究多局限于对某一具体问题的实证性与对策性调查研究,缺少理论上的总结与提升,难以达到整体上的理性把握。 把“边疆社会问题”作为一个特定研究对象,以中观视角从理论层面进行专门的探讨,是本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一方面,对边疆社会问题的理论研究,有利于认识与辨别纷繁复杂的具体问题。另一方面,随着学科不断分化和日趋多元,边疆社会问题的理论探讨可以为“边疆社会学”和“社会问题社会学”等新兴的分支学科提供理论支撑。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周边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并与泰国、柬埔寨、印度、孟加拉国等国相邻,是我国陆地边界最长、毗邻国家众多、同时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最为复杂、少数民族族别与人口最多的边疆省区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边境沿线地区全方位开放以来,随着境内外及边疆与内地交流互动的加强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各种内外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下,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也逐步凸显出来,特别又以贫困问题、毒品问题、艾滋病问题、双向跨国拐卖妇女问题、以及跨境赌博等问题最为突出,不仅对边疆稳定、经济建设以至国家安全造成冲击和破坏,而且在全国同类问题中居于举足轻重的突出地位。因而以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作为实例进行探索和讨论,具有较为典型的实证意义。 本文从宏观结构主义和微观建构主义的双重视角,选取毒品、艾滋病等现阶段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作为主要分析对象,采用文献研究为主、调查研究为辅的研究方法,以社会转型理论、社会空间生产理论、中心一边缘理论为视角,从空间、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维度,对边疆社会问题的概念涵义、历史演化、属性逻辑、理想类型、社会成因、社会危害、演变形态、问题建构进行系统的分析与探讨,并提出相应的治理思路。 全文共分为以下六章: 第一章为“导论”,主要是在简要阐明本研究的缘起、意义,以及边疆、社会问题和边疆社会问题等核心概念的基础上,对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进行述评,并指出本文的研究设计方案和研究特色与难点,以为下一步的讨论提供支撑。 第二章“社会问题的社会学知识考察”,重点对作为社会学分支学科的社会问题的概念涵义、理论与方法,以及与政治、经济、民族、宗教、违法犯罪、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等其他问题的关系进行考察与探讨,并以按中央政府、主流意识和社会公众的关注程度,将社会问题划分为边缘型社会问题、半边缘型社会问题、中心型社会问题三大类。指出对社会问题的研究,不仅要包括一般性的社会问题,还要兼顾一些边缘化的社会问题,例如边疆社会问题。 第三章“从传统型到非传统型的演化”,是本研究的重点之一。论文按时间顺序,分近现代、建国初期和现阶段三个历史时期,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问题进行了考察,着重又是对现阶段的贫困问题、毒品问题、艾滋病问题、拐卖妇女问题、跨境赌博问题以及其他边疆社会问题进行了描述性的分析。指出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受到边疆危机、社会变革、政治运动、边境开放等宏观社会结构转型的影响,边疆社会问题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化的动态过程。 第四章“共性与个性的属性逻辑”,是本研究的又一重点。主要运用比较社会学方法,对边疆社会问题的属性逻辑进行了系统的探讨。指出在共性上,边疆社会问题具有一般社会问题的共性即客观性与主观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多因性与复杂性、联系性与变异性、潜伏性与突发性、历史性与现实性等一系列特征;而在个性上,则突出表现为三点:一是区别于内地的个性特征,即差异性、互动性、民族性、复杂性;二是不同边疆地区间的相互差异,即在不同的边疆地区,居于突出地位的社会问题不尽一致,而同一社会问题,在不同边疆地区表现形式和严重程度也有所不同;三是在同一边疆地区内部,因毗邻国家的不同和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的差异,以及在不同民族之间、城乡之间、乃至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情况也参差不齐。 第五章“结构主义与建构主义视角的理论结构”,为本研究的核心部分。主要以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视角,对边疆社会问题的类型、社会成因、危害、演变形态、“问题”建构等五个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初步探讨。 首先是从地域空间与社会互动的理论视角,将边疆社会问题分为外生型、内生型、混合型三大类型;然后以对边疆社会稳定的冲击和影响程度,将其划分为强冲突性、一般冲突性和弱冲突性三种类型的边疆社会问题。 其次是在原因分析上,指出边疆社会问题的产生,离不开“边疆”这一兼具时间和空间特质的社会情境,而社会转型、文化背景、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历史根源等五个宏观结构性因素,对于边疆社会问题产生和发展,都有着程度和表现不一的影响。 其三是在危害方面,主要是从社会问题的客观实在性出发,分别从社会稳定、经济建设、国家安全等层面,对边疆社会问题的危害进行分析与探讨。 其四是在发展演变上,作为一种类型特殊的社会现象,边疆社会问题会随着社会情境的发展变迁而不断演化,即老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陆续滋生出来,同时老的问题出现新情况、新动向等等,当然也有的问题经过治理得到基本解决。其中的情况尽管错综复杂,千头万绪,但问题的生成、问题的转化、问题的蔓延、问题的遗存、问题的消失,依然有其发展演变规律的内在规律可以探寻。 其五是边疆社会“问题”的建构。社会问题的主观性特征,使建构主义成为研究这一问题的新兴理论视角。仅就边疆社会问题而言,探讨不同的问题建构主体及各主体的行动逻辑,可以使人们一反传统的思维(定势,以反)思性批判精神来审视当前的边疆社会问题,对于深化认识与有效治理边疆社会问题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本研究选择了与边疆社会问题建构最为相关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媒体、专家群体、关联群体,提出从“成为问题”阶段到“解决问题”阶段,各行为主体采取的行动逻辑存在很大的差异。认为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是“从非主动不合作”到“草根性控制”,中央政府的行为逻辑是“绝对性控制”,媒体的行为逻辑是“话语性霸权”,专家群体的行为逻辑是“游走于在场与缺场之间”,关联主体的行为逻辑是“失语性在场”。各主体的行动逻辑,受与问题关联的程度和自身拥有资源的影响。 第六章是“结论与讨论”,提出研究的初步结论与边疆社会问题治理的基本逻辑。其中,结论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一是本文主要以边疆社会问题作为研究客体,对“边疆社会问题”这一学术概念进行了初步的界定,并力图将其作为一个社会学的分支学科来加以探索和构建。二是提出现阶段的边疆社会问题,并非只是“边疆空间场域”的问题,而是一个与地缘环境、边境地区、以及内地都有密切联系,直接关系到包括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在内的国家安全的重要问题。三是提出“中心—边缘”模式,是审视边疆社会问题一个理论视角。与沃勒斯坦用“中心—半边缘—边缘”模型来分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和施坚雅用“中心—边缘”模型来解析我国历史上的集镇与城市结构不同,本研究以“中心—边缘”模式来理解边疆社会问题,认为边疆社会问题的产生,远不是地理空间上中心与边缘的差异造成的,而是与经济发展、资源配置、治理投入、尤其是与边境内外和边疆与内地的交流互动等中心与边缘结构密切相关。为此,边疆社会问题的治理需要一个“去边缘化”的过程。 至于边疆社会问题的治理思路,则主要为:大力发展边疆民族经济,加快推进边疆地区的社会建设;加强区域国际合作,营造安定和谐的地缘环境;加强边境执法,健全边境管理;加大投入,积极开展专项斗争和综合治理;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处理好民族、宗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