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下降17%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878亿美元(存量达到5319.4亿美元),同比增长17.6%,首次成为世界第3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家。另据统计,截止到2012年底,中国共有约1.6万家企业在国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近2.2万家,分布在全球179个国家(地区),覆盖率为76.8%。在我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的背景下,本文探究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什么因素决定了我国企业“走出去”。第二,企业“走出去”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有何影响。第三,企业“走出去”面临哪些风险和海外投资后的市场退出。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不仅是学术界急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我国政府和企业制定“走出去”战略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基于此,本文首先结合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特征从理论机制上进行了分析,然后利用我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实证研究了上述问题。具体包括以下3个方面。首先,什么因素决定了我国企业“走出去”。是否生产率越高或竞争力越强的企业越有可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在竞争力越强的行业,企业越有可能对外直接投资?针对该问题,本文首先基于Helpmam et al.(2004)的企业异质性与对外直接投资模型从理论上解释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机制,然后利用我国工业企业实证检验了企业和行业异质性对企业“走出去”的影响。经过实证检验,本文发现除遵循Helpman et al.(2004)模型预期外,我国企业还存在自身特征。具体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投资高收入国家的企业,其生产率不一定高。第二,从事技术研发型投资的企业,其生产率最高,而不是市场寻求型投资的企业。第三,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对外投资企业的生产率普遍较低。第四,如果目的国是中低收入国家,投资国家越多,企业生产率不一定越高。此外,行业生产率越高并不意味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越多,即行业竞争力并不直接决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关于东道国特征对我国企业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也发现两个特征。第一,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增加,扩展了企业进入的广度边际,降低了企业进入的生产率门槛。第二,东道国投资固定成本的增加,提升了企业进入门槛,缩小了企业进入的广度边际。其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遵循传统研究范式,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有助于提升企业生产率和竞争力。第二,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出口、就业、固定投资和规模增长有何影响。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技术水平和经济增长效率还有较大差距。如何有效利用外部资源,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创新资源,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效率提升和产业结构优化转型,这是我国改革开放新阶段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所以,在我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的背景下,本文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影响是有价值的。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影响分成两部分。一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提升了企业生产率和市场竞争力,如生产率提升、新产品开发和研发投入上升。二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如企业出口、就业、固定投资和规模增长。为此,本文首先基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特征从理论上阐述了传导机制,并提出检验假设,然后利用我国工业企业实证检验了上述假设命题。关于生产率进步。第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促进了企业生产率进步,但“生产率效应”逐年递减,且技术研发和资源开发类投资的“生产率效应”较弱。第二,不同东道国对我国企业生产率进步的影响有较大差异。如我国企业投资发展中国家生产率进步更快,投资香港和避税港的生产率进步较慢。第三,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没有显著促进生产率进步。关于新产品开发和研发投入。第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促进了新产品开发和研发投入上升。第二,无论投资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显著促进了企业新产品开发和研发投入上升。第三,这种促进作用呈现“u”型趋势,即随着“接近效应”边际递减,呈现下降趋势,而后“学习效应”和“整合效应”发挥,促进作用再次上升。第四,技术研发类投资的“研发效应”最明显,资源开发类投资最弱,且不同投资动机的“研发效应”衰减差异较大。如商贸服务类投资衰减较慢,技术研发类投资衰减较快。最后,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对新产品开发和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关于企业出口。第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促进了企业出口,且“出口效应”先上升后下降,呈现倒“u”型趋势。第二,从东道国来看,对高收入国家的投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而对中低收入国家的投资“出口效应”不显著;对港澳和避税港投资的“出口效应”不显著,而对其它国家的投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第三,从投资动机来看,商贸服务型投资对企业出口最明显,而其它投资动机“出口效应”不明显。第四,从边际影响来看,对外投资不仅增加了企业出口的“深度边际”,也扩展了出口的“广度边际”。关于企业就业、固定投资和规模增长。第一,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促进了我国企业在本国就业、规模和固定投资增长。第二,从滞后效应来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规模增长”和“固定投资”先上升后下降,呈现倒“u”型趋势。第三,从投资动机来看,商贸服务类投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在本国就业、规模和固定投资增长。第四,从投资东道国来看,投资高收入国家显著促进了企业在本国就业、规模和固定投资增长。第五,总体上看,我国企业的产业转移和对中低收入国家的投资没有替代企业在本国的生产经营活动。最后,非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就业、规模和固定投资增长,而国有企业不明显。最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和企业生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必然面临境外文化和制度的差异,文化和制度的差异可能增加企业直接投资风险。能否成功整合文化和制度差异往往是决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此外,与只在国内经营相比,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将面临更多风险。于是本文也想探究经营风险增加对企业生存有何影响,是否加剧了企业退出市场。基于此,本文研究了两方面问题。一是,境外文化和制度差异对我国企业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二是,经营风险增加与企业的市场退出问题。具体而言,本文首先阐述了相关理论机制,并提出检验假设,然后利用我国工业企业实证检验了假设命题。关于东道国制度和制度差异。第一,高收入国家的政治稳定降低了我国企业风险,中低收入国家的政治越稳定、政府效率越高、法制越严明和腐败控制越好,我国企业直接投资的风险越低。第二,制度差异对我国企业风险的影响取决于东道国收入。法制和腐败控制的差异越大,降低了我国企业投资高收入国家的风险,而政府效率差异越大,增加了我国企业投资中低收入国家的风险。此外,我国与中低收入国家制度的适度差异有助于降低我国企业直接投资的风险。关于东道国文化和文化距离。第一,东道国传统文化中的保守和阶层观念增加了我国企业风险,而东道国传统文化中的自我意识和平等意识有助于降低我国企业风险。第二,我国与东道国适度的文化距离有助于降低企业风险,但文化距离过大则增加了企业风险,即我国企业风险与文化距离呈现“U”型趋势。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市场退出。第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降低了企业退出风险。第二,无论是商贸服务还是当地生产类投资都显著降低了企业退出风险。第三,无论投资高收入国家还是中低收入国家都显著增加了企业生存可能。从传导机制来看,我国企业海外投资优化了企业素质,企业素质的优化降低了退出风险。本文认为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通过优化企业素质弥补了跨国经营风险,从而降低了退出风险。总之,在我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的背景下,本文主要研究了三个问题。第一,什么因素决定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第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影响。第三,双边制度和文化差异对我国企业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以及企业的市场退出问题。上述都是我国学术界急待解决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为我国政府和相关部门制定“走出去”战略提供了理论指导,也有助于我国企业更好地开展海外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