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生态脆弱区分布类型多、占地面积广，针对脆弱受损生态系统展开修复与治理，是维护区域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既是沙尘暴的重要源头，也是我国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生态脆弱地区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该区域的生态环境不仅影响北京和华北地区的生态安全，甚至影响到东亚国家的生态环境。本研究以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理论为指导，首先，以阿拉善盟1980-2014年35年年际自然和社会、经济变化为基础;其次，根据阿拉善盟的社会现状并整合1998-2014以来，阿拉善盟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国际+国内）、社会公众的生态建设和修复行动作为突破口，运用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理论，围绕社会、经济、自然三个子系统分别选取该区域关键因子（不同利益群体参与的区域微观经济流分析、不同利益群体参与的区域水资源管理博弈分析、基于多利益群体博弈的生态移民后续生计和区域生态恢复耦合研究）进行案例辨识和剖析;再次，采用入户访问和半结构访谈的方式，对阿拉善盟三个旗的16个自然村的501户访谈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分析不同环境政策下各利益相关方的生计资本变化和响应策略，以及对未来生态环境治理的意愿和建议，以期为典型生态脆弱区荒漠复合生态系统的建设提供参考和管理建议;最后，提出多元共治下的荒漠复合生态系统的适应性管理调控建议和对策。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是:　　(1)本研究以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理论为指导，采用SWOT分析的方法，以阿拉善盟1980-2014年35年年际自然和社会、经济数据（人口、温度、家畜量）变化为基础，辨识和阐述了阿拉善面临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存在的生态威胁。认为:35年来，该区域以“政府主导，社会行动，社区参与”为主导的生态建设和修复模式，引起了该区域复合生态系统中的社会—经济—自然指标变化，产生了良好的社会、经济、生态效果。　　(2)针对该区域不同利益群体参与的区域微观经济流（社区发展基金CDF）分析，选取SEE在阿拉善盟开展的4个嘎查（村）364户农户的进行随机问卷调查，并对其中两个村落的15位农户展开长期跟踪调查的社区发展基金的实证研究表明:2005-2015年，参加社区发展基金后，农户的收入结构和产业结构发生了大幅变化，即农业收入增幅减小，牧业收入比重下降，第三产业及其他收入比重显著增加，促进了农业的转型升级。表明参加社区发展基金，减轻了村民对区域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增强了村民的自我管理能力和收入来源，有利于区域可持续发展及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同时，该区域集政府资本、社会资本(SEE)、民间资本（村民）等多方资金为一体的社区发展基金，丰富和拓展了社区发展基金的内涵，为荒漠复合生态系统的建设和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借鉴，也为我国的精准扶贫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3)研究区不同利益群体参与的区域水资源管理博弈分析表明:2008年研究区乌达木塔拉嘎查政府—社会组织—农牧民多个利益相关群体共治下的膜下滴灌种植试验，以当地农牧民为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项目的主体，探索了在不损害农牧民利益和自然环境的条件下社区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途径，促进了自然资源的高效利用，并提高了当地居民资源管理的能力和自我发展的内生能力，实现了生产、生态、生活的“三生”共赢，为荒漠复合生态系统水资源管理和利用方面提供了案例支持。　　(4)基于多利益群体博弈的生态移民后续生计和区域生态恢复耦合研究表明:铁木日乌德嘎查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生态移民（农牧民）多方参与和博弈的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行动，以生态移民为主体，多个利益相关群体参与，且在不损害区域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实现了生态移民后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铁木日乌德嘎查多方博弈的生态移民后后续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成效，为荒漠绿洲生态移民工程的实施提供了借鉴案例;再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铁木日乌德嘎查基于政府—NGO—农牧民多方参与尝试建立的以农牧民为主体的股份制集约化奶牛养殖小区，实现了生态文明时期的农民与市场的有效接轨，为生态移民的后续产业化和区域生态恢复耦合研究提供了有效尝试和实证研究。　　(5)结合上述研究基础和案例实证，并阿拉善盟的人文和地理特征，在作者本人多年现场跟踪、参与、记录的基础上，本研究针对阿拉善盟的16个自然村501位访谈对象进行田野问卷调查，分析不同环境政策下各利益相关方的生计资本变化和响应策略，以及对未来生态环境治理和修复的意愿和建议，以期为荒漠复合生态系统的建设提供借鉴和管理建议。主要结论:　　Ⅰ政府项目管理流程复杂，不满足单家独户的个体需求和项目信息不透明，缺少项目后期的监测和统筹是社区项目户对于“自上而下”的政府公共管理项目的建议和意愿相应。　　ⅡNGO项目过度重视项目操作理念，缺少和政府、科研部门的密切配合以及NGO机构人员流动大、影响项目执行是社区项目户对于“自下而上”的NGO项目的建议和响应。　　Ⅲ同时参加政府项目和NGO，改变了项目群体的主要收入来源（种植、养殖、副业），改变了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对区域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增强了项目群体的生产生活技能、减轻了项目群体对农业和牧业的依赖，缓解了当地人对本地自然环境的压力。同时，参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项目后，生态移民优先选择不返迁，坚持在新的居住地生活安居。　　Ⅳ自然因素（干旱、虫鼠害等）和人为因素（农业增加、城市扩张、工业增加等）是基于访谈对象认知的阿拉善盟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　　Ⅴ多年来，政府部门主导的生态补偿和生态移民等政策的实施，政府、NGO、农牧民的群策群力以及农牧民环保意识的增强等综合因素是阿拉善盟环境局部恢复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