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整体低迷的大背景下,数字经济却逆势增长,已然成为了一国经济复苏的新经济增长点,为一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力,各国也纷纷把发展数字经济摆在了重要的战略位置。然而,数字经济在赋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对营商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倒逼我们从优化传统营商环境向构建数字营商环境转变。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也可以发现,良好的营商环境对于数字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打造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优良的数字营商环境,有利于我国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研究营商环境与数字经济发展之间的影响机制,探讨如何进一步优化数字经济营商环境,以充分释放数字经济的澎湃动能,在当前的背景下显得尤为必要。基于此,本文立足于交易费用理论以及组态理论,首先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明晰了营商环境以及数字经济的概念,然后围绕营商环境对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其次,以G20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利用熵值法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政府监管与服务、市场环境、数字化人才供给、法治保障、个人信息安全和数据保护等六个维度构建了G20国家数字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得出各营商环境要素以及总体的评分。以此为基础,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探讨营商环境与数字经济发展之间的复杂作用机制,并通过组态比较分析,从得到的组态中归纳出营商环境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以及相应的驱动模式。通过分析本文得到以下结论:（1）营商环境对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复杂的作用机制,单一条件无法构成产生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必要条件。（2）本文发现共存在3种产生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路径,各路径均涉及不同营商环境要素的条件组合,依据核心条件的差异可将其归纳为3种驱动模式:“以政府和人才为主导的技术导向型”、“法治保障缺失下的政府和人才导向型”、“以政府为主导的均衡型”。（3）本文发现影响数字经济发展产生高水平或者非高水平的因素具有因果非对称性特征,共存在4种产生非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路径,依据核心缺失条件的存在情况可以归纳为“发展不均衡型”以及“未发展型”。产生高与非高结果的原因并不是完全相反的,而是各自拥有自己独特的影响路径。（4）政府监管与服务以及数字化人才供给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其作为核心条件在多条影响路径中出现。（5）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各营商环境要素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其中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环境以及个人信息安全和数据保护能够在特定情况下分别以单一条件的形式发挥条件组合的作用。因此,为打造适宜的数字营商环境,驱动数字经济不断发展,要从“组态视角”正确理解形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影响路径和驱动模式。在未来发展中应不断完善政府服务水平,发挥政府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不断强化数字化人才梯队建设。在发挥本国优势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打造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数字营商环境,借助差异化的发展路径驱动数字经济的高水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