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外来流动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或城市适应问题就成为我国社会科学的一个重大课题。生活方式的形成和变迁也随之成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在评述国内外生活方式研究进展基础之上,认为我国对于生活方式的研究尚限于对国外理论的理解和消化吸收上,社会学学者在研究生活方式上做了大量工作;地理学者不乏就生活方式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从行为地理学、时间地理学、社会地理学角度展开研究,但缺乏对生活方式整体、系统和全面的研究。上海是一个外来流动人口规模庞大且增速较快的城市,本文选择上海作为研究的样本地域,把外来流动人口作为研究的对象,对其生活方式作为系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由于目前不同学者对外来流动人口的统计口径和生活方式的包含内容千差万别,因此,为使本研究更具实际意义,本研究对两者作出了明确界定。在此基础上,运用大量实地社会调查数据,辅之以质性分析方法,从城市社会地理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视角,对研究内容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在人口流动产生不同于传统的家庭模式下,家庭规模、家庭成员角色、家庭观念、以及家庭地位等呈现不同的特征,并产生一些超生、未婚先育以及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教育等社会问题。由于制度性歧视和自身因素的影响,外来流动人口到上海后主要进入非正规就业部门工作,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收入偏低、稳定性差和社会保障水平低乃至缺失是其工作的主要特点。受其工作性质的影响,外来流动人口居住、消费、闲暇以及社会交往均处于社会分层中的的底层。居住主要集中在郊区,形成和社会其他阶层的混合的“马赛克结构”,导致郊区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空间碎片化,存在空间剥夺。闲暇时间少,体现出劳动时间对闲暇时间的剥夺。消费则是场所的剥夺,社会交往体现出对社会资本的剥夺,等等。总之,外来流动人口在城市中感受着多重剥夺。这使得外来流动人口成为是城市中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在进行生活方式不同领域内容的研究时,还发现外来流动人口的生活方式存在着收入、受教育程度、职业、性别、年龄、婚姻状态等方面的分化,在不同分化的对比研究中发现女性则是弱势中的弱势。我国农村和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呈现出二元结构。通过对外来流动人口生活方式的考察,不难发现他们受到农村和城市两个参照系的深刻影响:受习性、场域、收入、经济目的等影响,外来流动人口生活方式体现了和农村生活方式割舍不下的联系,尤其是其社会支持网络更是如此;生活工作在城市后,受到城市文化的浸染,在生活方式上与进城之前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尤其是那些在上海呆的时间较长的外来流动人口,往往在某些方面反映对城市生活的适应和对更高阶层生活的向往。这些数量众多,生活方式特征明显的外来流动人口,被称作“根”在农村的“城里人”,形成了城市中的一个新的阶层,使城市呈现出“二元结构”,这导致城市社会空间的分化。通过对外来流动人口与城市其他阶层的对比研究,发现社会空间极化趋势加强。构建外来流动人口合理的生活方式,逐步取消政策性歧视,实现制度重构是关键。公平的城市生活环境,有助于外来流动人口生活方式的全面提升和转型,也有利于促进外来流动人口有序的社会流动,从而推动社会融合,解决社会空间极化带来的社会问题。本文的突出特点是:第一,将生活方式的系统研究纳入到城市社会地理学的研究范畴,是城市社会地理学研究的新尝试;第二,人口流动产生家庭生活的变迁,本文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引进十个变量,构建家庭变迁正负反馈环,解释家庭变迁的系统动力学机制。第三,构建劳动环境满意度的多元回归模型。第四,运用人类生态学原理和就业机会分布区域不等分析外来流动人口居住空间分布规律的形成机制。第五,对生活方式的研究,始终注重对不同生活方式领域的场所的研究,把场所作为反映生活方式的一个很重要的空间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