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5月，师陀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谷》(时用笔名芦焚)获得《大公报》文艺奖金，这使初入文坛的他一举成名。他不矜于已有的名誉，仍然默默而勤勉地写作，在其乡土创作中建造出了属于自己的“果园城”，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师陀是从一个左翼革命青年走上创作道路的。早期的乡土小说是作家中原故乡的浮世绘，在富有中原异彩的自然美景与丑陋人事的对拟中表达着作家对于中原故乡的特殊爱憎；抗战爆发后，作家在上海处境艰难，创作了《果园城记》和《无望村的馆主》等乡土小说，这些作品虽仍主要取材于故乡，师陀却已有意要把他笔下的乡土世界写成整个乡土中国的代表，由此转向了对于乡土中国日常生存状态的咏叹，并努力透视现实生活深层的潜在的内容，展开了对乡土中国的深沉反思。师陀前后期的乡土小说在总体上构成了一个诗意盎然的“果园城”世界。在这里，作家一再地为我们讲述着跋涉者离乡、返乡、再度离乡的故事。作家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跋涉者，他站在跋涉者的位置发现了果园城世界中弥漫的废墟与死亡，小城人们麻木茫然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无可逃脱的人生悲剧，但他也并不因此讳言小城令人颇感温馨的一面。对小城的描写寄寓了作家对乡土中国深沉而痛苦的文化反思。小说中的文化反思倾向使作家面对故乡人生时充满了痛苦与无奈，他不能坚决的批判，也有不能毫无保留地回归，于是在其作品中便出现了批判与眷恋两种文化视角的矛盾杂糅。批判的理性使他倾向于写实，而眷恋的思归又使他的文字满蓄着情感。两种文化视角的矛盾杂糅和写实与抒情两种审美风格的互补融合，显示了师陀乡土小说创作的独特性，这也正是他对于鲁迅以来的乡土小说写作经验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