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台湾的历史发展，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从明、清时代自大陆福建、广东两地的移民，建立以汉人文化为基础的台湾社会，随着历史演变，陆续有日本人殖民移民、大陆外省籍战乱政治移民、岛内城乡经济移民及全球化跨国移民，伴随着不同阶段的人口流动，对台湾的人口结构产生一定程度的变化，促使社会型态转变，进而扩大政治系统的功能和变迁。到底台湾四百年来人口问题的变化与政治的变迁，存在何种依存的关系，两者彼此间的互动变化，以建立具有创新观点的概念架构和模型，并加以解释，正是本文探讨的焦点。　　二、理论框架与文献探讨　　先定义「人口问题」之内涵，包括人口过程（生育、死亡和迁移）、人口结构（自然、空间、社会），其中有数量、性别、年龄、地区分布、城乡、阶级、职业、文化教育及族群结构等。不同的人口问题，会产生对不同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产生不同的影响，因而形成不同的处理方法和理论。因此，东西方便产生不同的人口思想和理论，在西方有、推拉理论、族群理论及人口转型现代化理论。在东方则有「人口周期波动理论」等，台湾对人口问题的看法，除了承袭传统中国的人口思想，也融和西方科学研究的精神，加上移民社会的历史经验，更显现台湾人口问题的特殊性。　　厘清政治学的「变迁」、「发展」及「衰退」的概念差异，并将政治系统之所以变迁的原因与社会系统中的人口问题结合，如移民、人口成长、社会流动、职业流动、地理流动、都市化及工业化等，分析出导致政治系统变迁的动力可分为三种(1)上层的动力—统治者决定。(2)下层的动力—民间的要求。(3)国际的动力—外国侵略、征服等。在政治变迁形式则有(1)革命。(2)改革。两种。并将杭廷顿有关政治变迁的理论架构加以运用，将政治系统中「文化」、「结构」、「团体」、「领导」、「政策」等五种成份变化，做为观察的指针，以判断该阶段政治系统稳定程度与否。　　海内外有关台湾政治变迁的文献探讨中，仍多是单一时期或局部将人口问题对政治系统的影响，做微观的探讨研究，对人口问题与台湾政治变迁进行全面宏观分析，并建立一套概念架构或模型，尚付之阙如。本文尝试将台湾人口问题中人口数量及结构等静态统计资料的变化，结合动态政治现象及行为，在不同阶段社会型态的人口问题，利用不同人口理论，来解释政治系统的变迁，并利用制度理论及政治变迁理论进行整体联结，得出本文几项独特的创新理论:　　（一）台湾移民波动五阶段互动模型。台湾历史上大致可分为经济、政治、社会三种不同倾向的人口迁移，由于人口流动导致旧社会系统的改变，形成新政治环境，彼此贯通串联，互相影响，形成台湾五个移民波动时期的互动模型，依类别分为第一波清代拓垦型移民期。第二波外国殖民政治移民期。第三波国内战乱政治移民期。第四波工商型经济移民期。第五波全球化社会移民期。此(一)纵向分析便形成独特的台湾移民波动五阶段互动模型。　　（二）「人口—政治」模型。运用人口问题中的自然、空间及社会结构的量化，资料，观察不同时期社会系统在人口结构的变化，从这种变化程度来了解次结构的政治系统，同一时期在政治结构变迁的范围与速率，并整体联结，得出政治变迁的动力来源、形式及五项观察成份指针，以判断此(一)政治系统在此段时间变迁的稳定程度与否。此一模型建立将有助解构某时期某地理范围内的社会系统其型态转变，并从人口结构变项掌握其特征，以明了该社会系统的现状与未来发展动态。　　三、清代及日治时期台湾人口问题与政治变迁　　清代经济倾向人口迁移，从拓垦型移民社会转型到定居社会，人口问题的变化，影响社会型态的转型，进而促使政治近代化、内地化的政治变迁过程中，到了1860～1870年代，由于人口数量成长快速，结构日趋正常稳定，社会动荡减少，人口往北部集中，小规模都市化产生，社会转型成定居社会，职业结构日趋复杂、文教渐兴，来自国外势力的入侵，都促使清末政治系统面临调整，开启清末一连串的政治改革，特别是刘铭传的新政，重要工作是开山抚番、行政区划的调整、重用士绅等具有近代化、内地化意义，兴办新式教育，采取新经济政策、新式教育，都使台湾的人口素质加强，形成新商人阶级，对台湾资本主义现代化有深远影响。　　清代，透过政治改革的形式，产生新的政治制度，在「文化」以中华文化为内涵，进行政治内地化、近代化的措施。在「结构」上由豪强之士、地主阶级转变为士绅阶级，成为官方管理地方事务的主要依赖。「团体」方面以士绅阶级和地方宗族为主要权力团体，社会上升流动加快，职业多元分化、都市化趋势，有商郊商业组织成立，重用权力士绅，扩大政治参与。「领导」以清末沉葆桢、丁日昌、刘铭传等全台性官员结合地方权贵家族，共同推动政治改革。「政策」上则是以人口数量、结构做为政策执行的依据，如开山抚番、设省及调整行政区域、推动新式事业等政治改革，加速政治内地化，进行制度改造，以求现代化的政策方向。纵观清代的政治变迁，就杭廷顿的假设，应是一个稳定的变迁，因为「文化」与「结构」成份变迁较慢，其它「领导」、「团体」、「政策」都有所调整，故以经济倾向为人口迁移的清代，它的政治变迁，是一个稳定的政治变迁过程。　　日据时期台湾的人口问题与政治变迁是因人为战争、侵略所引起的政治移民，被称为台湾第二波外国殖民政治移民期，含有政治统治殖民的行为，以少数族群利用国家机器统治多数族群，掌握社会、经济主导权，进行政治管理，本文称为政治倾向移民「人口—政治」模型，日据时期的日本人，是少数族群，因为掌握国家统治机器，成为社会的优势族群。日本人在据台初期的统治手段分别是:（一）采取台湾和中国大陆的「隔离政策」。（二）引进现代国家机关的统治技术。（三）　　工业日本，农业台湾。（四）差别待遇与歧视。总体而言，日本殖民时期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金融机构引入台湾，但整个殖民时期的政治威权、行政专制、经济剥削的本质从未改变，民间社会的自主性组织虽曾出现，但台人政治参与一直受到限制。这种情形到1920年代，由于人口结构的改变，才有一连串的政治社会运动，对殖民统治体制的政治系统产生刺激，引起一些系统执行功能的变化。　　1920年的人口与社会变迁反映在政治系统，就是日本统治者面对多数人口的台湾人，如何调整其执行能力与政策。本质上都是以确立日本人在台湾之政经权力巩固为统治的主要目的。但这一连串的开放，主要是同化台湾人，使之逐渐成为日本人，多数台湾人的政治参与，仍是由政治移民来台的日本人所掌握限制。　　日据时期台湾政治体系的变迁主要有二:（一）政治变迁的动力—来自下层被统治者的民族抗日运动。（二）政治变迁的形式—由流血革命到社会政治改革。因此从五层面进行外国殖民政治移民期的「人口—政治」模型建立与观察。「文化」一政治殖民统治的主流价值为内地日本化。到1920年代后，统治基础稳固，恐台人民族意识高涨，转取「同化政策」，要台人完全「日本人化」，才由同化政策跨进一步，全力推行所谓「皇民化运动」，使得「日本化」成为当时的主流价值。「结构」—以日本人所组成的统治集团，结合台湾地方政治菁英，成为日本时期的领导阶层和政治统治结构。「团体」—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以总督府为最高权力机关，以官僚团体和地方行政系统为统治主力，台人除了少数人受日人重用外，直到1920年前后，台人地方菁英结合新兴中产阶级、农工阶级，才对日本当局形成压力，引起政治系统的一些变化。「领导」—日本殖民统治领导人以总督为主，握有行政、军事、司法及兼有立法权，统治初期以军人为主，进行武力镇压。台人领导人物，至1920年代，以林献堂、蒋渭水等人为主，「政策」—日人以统治移民殖民台湾，基本政策特征是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的殖民政策，都是为了进行长期殖民台湾为目标，同化台湾人成为日本次等国民，掠夺台湾经济资源，但台人政治参与仍受到限制。依照杭廷顿的预设，日本据台期间的五成份中，「文化」、「结构」、「领导」变迁缓慢，有倒退迹象，虽在「团体」及「政策」有所调整变迁，但幅度并不大，最后因日人战败，才改变此(一)政治系统。在杭廷顿的理论中，上述五项观察成份都快速变迁，可称为革命，就台湾政治系统而言，日人殖民统治政权改变，政治系统因军事力量改变现状的事实，具有政权转移革命性的意义，因此，日据时期台湾政治系统的变迁，在深层结构上是缓慢的，在形式意义上是快速的。　　四、战后台湾人口问题与政治变迁　　1949年的政治性移民对战后及当代台湾政治变迁有重大影响，不仅因为族群人口结构和经济政策的发展，导致社会变迁，刺激政治系统的改变，过去长期以大陆籍菁英为主，本省籍菁英为辅的上层政治人事结构，也朝向以选举为主要管道的多元民主参政体制发展。国民党政权因战乱关系，进入台湾，使台湾社会里出现省籍族群不均衡关系。　　基本上，国民党采取党国一体的制度，来进行对社会的全面威权控制，再透过民主集中制的领导方式，以便达到「以党领政」的目的。政治社会方面，国民党以非常体制来限定人民基本人权的行使，在经济发展上，国民党政权全力主导，大量的公营事业和经济发展的计画与管制，汲取与分配国家资源。在1950年起实施土地改革，获得极大成效，农民对国民党政权在农村的支持也远超过在都市的居民，奠定它在台湾威权统治的基础。　　国民党透过地方层级选举的局部开放，让地方本土菁英参与政治，一来冻结中央国会结构，二则防止地方势力影响到中央权力运作，成为巩固国民党威权统治的基础。在中央部份则由外省籍统治菁英全面掌控党、政、军及各事业机关，经由党国二元一体的基本特征，透过政府机器牢牢掌握台湾经济、政治与社会各层面。多数本省族群全力发展经济，进而影响社会变迁，改变人口结构，导致1970年代政治系统的变迁。　　台湾在六(○)年代末期已走到工业化国家的行列，乡村人口大量往都市集中，都市化程度加快，导致人口结构及社会快速变迁，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国民党族群政治失衡现象更加明显，统治正当性遭到质疑挑战，政治系统执行能力不足以负荷，政治制度面临调整转型。　　战后初期治变迁的动力可分为二部份，一为下层民间的动力;另一为来自国际的动力。形式上是以国家发展经济方式来抒解政治的统治压力。国民党为了重建政权，主导了台湾经济的发展。在这种政治环境下，本省籍的政治参与是被动地，结构化的参与受到限制。但本省籍民众虽然在政治参与受到限制，但却因拥有土地及资金的优势条件下，全力发展经济，奠定1980年代争取政治参与的有力基础。这种以政府机关掌握社会全力发展经济，正是战后第三波移民期政治变迁的形式。　　此(一)时期政治变迁的观察，得出成分指针:「文化」—国民党迁台初期的主流价值是大中国意识，以维系政权统治的正当性，政治、文化上充满优越感，抑压贬低台湾本土文化。「结构」—以外省人所形成的统治集团，透过党国体制，以党领政，进行威权统治，本省人投入经济发展，形成「外省/政治，本省/经济」二元结构，产生为数不少的中产阶级，要求政治改革，促成1980年代的政治本土化和民主化。「团体」—在国民党的威权统治下，利用庞大组织体系及各种党国机器与外围组织来渗透社会。在政党团体限定人民结社的基本人权行使，容许部份政治团体运作。「领导」—1950年代的台湾领导高阶层主要是以蒋氏父子为主，再以出身党政军的菁英为主要构成份子，地方基层则与本土政治菁英利用依恃主义的恩惠关系，形成地方派系，巩固蒋氏父子为主的国民党政权。「政策」—战后国民党政权迁台，基本政策在政治方面是限制台湾本省人的政治参与，仅局部开放地方基层选举，拉拢地方派系，重建与巩固政权。在经济政策方面则是利用政府机关发展经济，利用土地改革政策，全力发展农业，获取农民支持，奠定台湾经济发的基础，使经济发展创造了台湾奇迹，都是一连串政策累积的成果。从国内战乱政治移民期的政治变迁来看，倾向属于稳定变迁，由硬性威权体制逐渐转变成为软性威权体制。在「团体」成份则是逐步开放政治团体参与选举竞争。为了台湾经济发展的成长，不断推出政策，以适应新的环境，因此这一时期是稳定的政治变迁。　　1970年代的人口迁移流动，台湾社会由农业社会型态逐步转向工业及工商业现代化社会型态，所以称为工商型经济移民期。六○年代世界经济一片繁荣，台湾适时进入国际市场体系，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取得了一个边陲位置，逐步发展为国际加工基地所带来的工业化，劳动阶层人口开始超过从事农林渔牧的人口，都市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促成岛内乡村、城市的移民迁徙。工业化吸引大量劳工进入都市，青壮劳工及第二代造成都市人口成长，同时产生大量的中产阶层与由乡村移居城市的劳动阶层，改变整个社会型态、政治结构，呈现全新风貌。1970年代以后的社会变迁和人口问题的变化，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基础。由于人口迁移流动导致内在政治环境的冲激，进一步改变政治结构，蒋经国主导下的国民党在1970年代推行的「本土化」政策和扩大政治参与，便是在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蒋经国体察情势之逆转，只有实行政治改革。蒋经国决定，开放有限度的扩大政治参与，另一方面进行「台湾化」，扩大启用台湾人进入党、政要职，将促使人口问题的变化，包含人口数量、分布地区、城乡、年龄、教育程度、职业乃至族群结构的变化，会对政治系统所执行的社会功能，有所扩张、减少或重新安排。此一时期政治变迁的动力主要有二部份;一为来自上层的动力，即面对挑战，选择改革。二为来自下层的动力，即民间社会力量充沛，政治反对势力起而挑战。它的政治变迁形式，主要是「政治革新」方案。宅代表台湾政治系统面对台湾人口问题的压力和变化，平和地以「宁静革命」来面对政治变迁。从政治变迁的成分指针观察如下:「文化」—此期的主流价值依然是中国化意识，面对社会的转型多元，在党国威权体制日渐松动下，长期被压抑的台湾本土意识，逐渐形成台湾人意识，挑战中华文化的权威。「结构」—社会日趋多元化，在国民党威权统治的掌控上，面对中产阶级的日渐壮大，要求扩大政治参与、民主改革、自由化的声浪高选，政治反对势力政党化，开展台湾政党竞争时代。「团体」—社会多元化时代来临，导致民间社团组织蓬勃发展，自主性组织增多，积极参与政治等社会活动。「领导」—随着蒋氏父子相继过世，台湾本省籍李登辉接任，李登辉进行政治本土化政策，党、政、军等领导阶层逐渐形成外省人、本省人共同领导局面。「政策」—本时期的政治变迁快速，政策须不时调整，陆续推出「政治革新」方案、「政治本土化政策」、「开放大陆探亲政策」、「十大建设政策」、「设立高科技园区」，并推动密集资本产业，促使产业转型，在政治上求新求变，为台湾民主转型，提供良好的基础和社会能量。　　「文化」、「结构」两项成分指针变化远较「领导」、「政策」来得快速，虽然在1988年领导人异动及政策有所调整，但真正变化的还是在「文化」、「结构」两成分，此促使政治系统进入1990年代的转型，相对形成不稳定，虽有抗争和冲突，但尚不构成暴力和革命，直到1990年代以后，五项成分指针同时快速变迁，便如同杭廷顿所说的政治革命，故1990年代以后台湾的政治变迁被称为「宁静革命」。　　五、台湾当代人口问题与政治变迁　　1990年代以后，台湾因经济发展，人口组成逐渐多元化，加上全球化架构下，台湾的人口迁移进入新的阶段，其中主要有人口的高龄化与少子化、东南亚及中国大陆移入人口的增加和台商移居国外经商等，具有社会因素的倾向，故本期称为社会倾向移民期。台湾在1990年代，已逐渐地进入都市型的现代社会，这种改变可以从人口结构中的教育程度、职业、年龄结构及国际化程度可看出，台湾外籍新娘、台商外移、高龄化及少子化等现象，都反映台湾已具有现代社会的特征。台湾社会由传统社会转型到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质是从「量增」到「质变」。就人口问题来看，分别是:社会阶层流动畅通无阻与职业分化，台湾全面性的社会流动加快，社会更形多元，人口结构的素质日益提升。地理流动频繁与都市化趋势，都市化与人口迁移有关的指针是教育程度提高。都市化越高的地区，往往也是高教育水准人口迁移的目的地。大陆的台商，与婚姻移民所增加的人口社群的政治倾向，都将对当代台湾政治变迁产生一定的影响。　　台湾的民主转型的政治特征是自由化与民主化。当代台湾政治变迁从国民党威权体制转变到民主体制的过程中，「政治革新」是战后台湾政治发展历史性的转折点。当代台湾政治转型的原因，除了来自国际因素外，尚有来自内部的经济、社会及文化等因素造成台湾政治转型。台湾不论从经济成长率、国民所得成长率、失业率、贫富差距、工业化程度等经济指针的数字来看，台湾的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台湾政治转型过程中，反应在人口因素者，主要有一、人口数量与政治本土化。二、人口结构与政党竞争，现阶段的台湾政党正处于多党或两党体制的转型时期。　　从分析中可得知，女性、年龄较长者、职业为军公教人员、桃竹苗与中彰投地区、外省籍等，长期以来相较之下较为倾向认同泛蓝政党，而男性、年纪较轻者、学生、高屏澎地区、本省闽南人等，相较之下则较为稳定地认同泛绿政党。　　当代台湾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社会政治困境，正是国族认同问题。台湾国族认同的虚实，基本上是存在现实的政治环境中，但它不是台湾民众在认同概念的全部，反而是极小的部份，它源自于历史的族群结构，在政治动员下，成为对抗异己的最佳利器，不论是台湾岛内朝野政党的对决，还是两岸互动的纠葛，国族认同成为一个政治权力斗争的工具，而非政治文化的认同目标，成为90年代族群政治纷扰的滥殇。目前台湾的族群政治面临以下几项困境和危机:（一)权力和政党的斗争，才是族群政治面临最大的困境。（二）国族认同的冲突，阶层、地域在政治文化认知的对立与差距扩大的危机。（三）国族认同的冲突，扩大成两岸关系的危机。　　在政党选举竞争与人口因素方面，台湾政党选举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社会利益基础和政治分歧。不过，台湾在2000年由民进党执政后，陈水扁为了选举策略，忽统忽独，忽中间路线忽台独立场，令人莫衷一是，但大多反映出台湾社会在明显政治分歧的现象，特别是在入口结构反映出的选票基础和选票结构。不过在当前台湾的政治环境，省籍、政治价值、国家认同还是主导台湾选举的胜负关键。　　在台湾民主转型过程中，台湾各政党选举竞争扩大化，社会经济发展及人口结构变化因素，很明显的是主导国民党得票率下降、民进党得票率上升的重要变量。　　台湾在近十年的大选中，许多选举议题、政治诉求及选举结果所得的选票结构，其实与人口问题息息相关，甚至是选举胜负的关键。不过若就人口问题的层次来看，可分为性别、年龄、地域、族群及阶级等人口结构的差异分野。若从这三次大选的议题诉求与选战策略，则是省籍的「族群认同」、「国家认同」、「统独立场」、性别的「两性共治」、年龄的「年轻改革」、地域的「南绿北蓝」及阶级的「都会菁英与农工阶层」，所占比重不尽相同，完全视当时的社会脉动和侯选人特质而定。　　从2000年的人口结构来对照大选结果及各组候选人的选票结构来看，民进党陈水扁的当选，虽然是肇因子国民党内连、宋的分裂，加上陈水扁巩固既有的民进党支持者，但是在人口结构变化与选票结构互动关系来看，陈水扁获得年轻选民、本省闽南人、教育程度低者、男性及南部选民的大力支持，都是2000年人口结构中相对多数的人口数量。因此，陈水扁在选举主轴及议题设定上，针对这些选票的人口结构进行全力巩固，才得以获胜，这种情形甚至延续到2004年大选。　　如果就人口结构来看立委选票结构的变化，依照台湾历届立委选举的投票行为研究，可发现因为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导致人口结构变化，也促使选票结构的变动，自1980年以来，国民党在立委选举整体得票率下降的趋势，正是肇因子社经发展和人口变项，而台湾的政党重组与阶级重组现象，也可从立委选举中的选票变化看出。　　从台湾历届重要大型选举的选举结果来看，台湾的政党选票结构逐渐形成「南绿北蓝」的格局。这种情况的产生和台湾人口问题中另一特性有所关联，就是台湾人口结构有阶层、地域差距扩大的现象，由于南北地理区块在历史背景、人文条件和经济产业结构的差异，使得人口问题的空间、社会结构形成截然不同的二大区块，南部多为农业、重工业产业结构，生活型态趋向传统社会，重视地缘、人情关系，多为中下劳动阶层。北部多为高科技业、服务业的产业结构，生活型态趋向现代化工商业社会，重视效率、务实的功利倾向，多为中上菁英阶层。夹在南、北的中部区块，刚好介于二者之间，彼此在社会价值和政治观念有相当程度的落差，加上南部多为本省闽南籍群众，和北部除了闽南族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外省族群和客家族群居住，一倾向台湾本土意识，一方偏重国际化，都加深南北民众在思维和生活方式的歧异，在选举投票行为上，自然会有不同的选举结果和政党支持产生。　　当代台湾全球化社会移民期「人口—政治」模型建立与观察，由于人口迁移全球化，人口结构日趋现代化社会，当代台湾政治变迁的动力主要有三部份:一为来自上层的动力，政党选举竞争的压力。二为来自下层的动力，民间对政治参与的需求与政治文化的素质提升。三为来自国际的动力，全球化政经架构，政治民主化浪潮和现代化趋势。台湾的政治变迁逐步转型，迈向后现代化社会型态，在政治上走向现代化形式，当代台湾全球化社会移民期所促成的政治变迁形式，主要是指由全体台湾人民共同参与推动的政治现代化过程，这个过程包含政治自由化、民主化、全球化。当代台湾政治变迁的观察，得到以下一些成分指针:「文化」—当代台湾的主流价值是台湾本土意识，透过选举参与竞争，由台湾本省人逐渐取得政治上绝对优势，特别是闽南人族群。一方面推动台湾本土教育，一方面进行「去中国化」政策，面对中国大陆的强势崛起，未来台湾政治变迁的「文化」成份指针和主流意识，尚难有定论。「结构」—台湾本土化权力结构取而代之，呈现多元政党竞争架构，政党选举竞争体制化，政党替换执政成为政治常规。「团体」—社会多元化日益明显，政治团体、政党林立。「领导」—随着外省人统治集团的衰微，在选举民主多数原则下，占有人口数量优势的本省人闽南族群，陆续产生具有代表性的全台领导人，并形成统治领导集团。「政策」—当代台湾政治变迁快速不稳定，政策无法持续落实，导致政治制度调适不佳，形成政策变动频仍，政治不稳定，人事变动频繁，政策延续性受到严重考验。　　当代台湾政治变迁，政权和平移转的变化下，实质上的「和平政治革命」取代形式上的政权暴力革命，逐步趋向政治现代化，造成台湾现阶段政治上的不稳定现象。由政治现代化的制度变革，特别是选举参与，纾缓人口成长的压力，因为人口结构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剧烈变动，所引起的革命过程，用和平、民主方式来化解，虽然造成政治的不稳定，并付出短暂阵痛，但远比暴力革命或战乱政变所形成的政治稳定，对全体台湾人民更形意义非凡。　　七、结语　　（一）、台湾移民社会下政治发展的历史特殊性。台湾不同时期的人口迁移，将使旧社会系统发生变化，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促使人口问题的变化，特别是在人口的自然、空间及社会三大结构，造成有别于原住地的社会环境和人口结构。在台湾不断的移民和迁移过程中，人口结构不断地变化，更显现其特殊性，也使台湾社会系统下次结构的政治系统，形成特殊的政治发展和变迁过程。（二）、两岸人口问题的相异性。在人口结构与政治体制的发展上，两岸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三）、台湾人口问题与政治变迁的高度依存性。在本论文中，从人口问题的视角切入政治变迁的概念，以探讨分析两者所存在互动关系的疏密程度。在人口问题上，是以人口自然、空间及社会结构三部份资料来做基础资料，主要涵盖人口数量（生育、死亡及迁移）、性别、年龄、人口地区、城乡分布、人口结构中的社会阶层、受教育程度、职业、族群结构等。政治变迁概念则是从其动力来源、形式及成分观察指针去建构，其中包含「文化」、「结构」、「团体」、「领导」、「政策」，再从人口变化的基础资料，进一步结合政治变迁的成份指针观察，由这些指针的变化范围与速率，来判断台湾历史不同倾向移民时期政治变迁的稳定程度。台湾在长时期的社会变迁过程中，人口问题的不断变化和结构分化，对不同阶段的政治变迁，扮演着催化刺激的角色，一再促使台湾不同阶段的政治系统，进行执行功能的扩大或重新安排，从历年选举结果和投票行为，不同人口结构的政治认同、选民投票行为等行为、心理研究调查，都说明台湾的人口问题对台湾的政治变迁有具体而深刻的影响，二者存有高度的依存性。（四）、人口与政治互动关系研究的创新性。为了解决人口问题与政治变迁二者间在概念与实务运作的落差，本文以台湾为例，来分析了解人口问题的变化，对政治变迁的影响程度，终建构出人口与政治互动关系研究的创新论点;主要可分为三大部份:　　1、台湾移民波动五阶段互动模型　　本文的创新论点之一，便是建立「台湾移民波动五阶段互动模型」。　　笔者便试图以台湾历史中，人口流动频繁的移民现象，做为穿透台湾时空背景的核心主轴，分类出移民波动五阶段、三种不同倾向（经济、政治、社会）的互动关系，并以社会系统在型态上的转变、及次结构的政治系统在制度、结构的变动，来演绎出不同移民时期的政治变迁，形成具有连贯效应的「台湾移民波动五阶段互动模型」。此一模型的建立，将有助研究台湾在人口流动、政治变迁历史性的观察，以解决前人在台湾政治研究的缺口，补足历史学、社会人口学及政治学无法连贯的遗憾，故此模型为一创新性的理论观点。　　2、「人口—政治」模型　　本文另一创新论点，就是建构「人口—政治」模型，做为人口学与政治学科整合的基础架构。笔者在本文中所提出的「人口—政治」模型，便是运用人口问题中的自然、空间及社会结构（数量、性别、年龄、地区、城乡、社会阶级、职业、受教程度及族群等）的量化资料，观察不同时期社会系统在人口结构的变化，从这种变化程度来了解次结构的政治系统，同一时期在政治结构变迁的范围与速率，并整体联结，得出政治变迁的动力来源（上层、下层、国际）、形式（改革或革命）及五项观察成份指针（文化、结构、团体、领导、政策），以判断此(一)政治系统在此段时间变迁的稳定程度与否。　　3、台湾研究及两岸关系观察新方向　　本文将人口和政治二个学科进行结合，并以台湾移民历史为背景，进行三个不同领域的科际整合，由台湾内部政治现象的模型解释，扩及两岸人口问题与互动关系，对未来两岸交流和统合架构，建立一个模型理论，成为一个具有创新性的观察方向。　　（五）、对海峡两岸政治现状的启发性　　本论文除了建构「人口—政治」模型和移民波动五阶段互动模型的创新论点外，也从人口问题对台湾政治变迁一文的分析探讨中，对两岸各自内部的政治现状及两岸关系的开展有一些启示:　　1、台湾政治变迁的启发　　(1)、本土化仍然是台湾未来政治变迁的大趋势。(2)、政治现代化是台湾政治变迁的最佳方式。(3)、人口老化、少子化社会倾向的政治效应将逐渐浮现。(4)、社会倾向的人口流动，现代化现象明显，社会结构分工，政治日趋专业化。　　2、中国大陆政治变迁的启发　　(1)、重新认知台湾、理解台湾民心。(2)、观察民主政治发展的最佳实验室。　　3、两岸关系的启发　　(1)、主权观念将随政治认同的改变和时间沉淀而改变。(2)、对台政策的新思维。　　（六）、对未来两岸政治架构的实现性　　依照笔者所提出的「人口—政治」模型，个人大胆预测未来两岸政治统合的趋势，其理论基础乃在人口结构变化和族群比例攸关未来两岸政治变迁。当中国社会系统逐步现代化，人口素质大幅提升，两岸社会型态、生活价值差距缩小，中国政治系统执行功能扩大，发展出「东方式政治现代化」，民主政治参与扩大，则台湾人和中国人的认同差距相对减少，统治结构仍然各自保有自主性及完整性，并透过全民普选，共同选举出新政治架构的领导人，两岸统合将是指日可待。即使未达全面整合的境界，两岸人口与政治的认知差距减少，两岸和平互动，既符合「人口波动周期」理论，也是两岸炎黄子孙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