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关于他清廉爱民、铁面无私的记载和传说,数量之多,流传之广,影响之深,实为亘古第一人。这些流传于平民之口的杂记、戏曲、小说等形象而生动地印证了“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舆评。然而,多年以来,学者们对包公故事研究的关注点多局囿于元曲及明小说中的包公故事上,对于近代包公故事的研究尚嫌不足。为此本文把研究的范围界定在《清风闸》、《万花楼演义》、《五虎平西前传》、《五虎平南后传》、《三侠五义》这五部近代的包公小说,详细论述包公故事在近代小说中发展演变的脉络轨迹、流变原因,并对故事背后所蕴含的传统文化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正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近代包公故事的源流考述。主要从故事情节设置、人物形象塑造两个方面廓清包公故事在宋代至清初这一时期的发展脉络。在情节结构方面,双焦点的内在情节结构特征贯穿这一时期的包公文学创作:一方面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一个曲折离奇的故事,讲述繁华喧闹的市井乡村中的人生百态;另一方面,则是悬念重重的公案故事,叙述包公为锄强扶弱、主持公道而进行的艰难又坚决的斗争。在包公形象的塑造上这些故事也逐步离开了历史真实,由宋话本中一个次要的、初具“神性”特征的影子似的断案角色,经过元杂剧里清明智慧、刚正无私和明成化说唱词话中精察、智巧、细致、人神相通等性格特点的近一步塑造,使包公在明小说中成为了“神”似的完美艺术形象。这种在情节结构、人物塑造等方面的创作经验都为后世提供了可参照的模本。第二部分是论文的重点。详细地考述了近代小说中包公故事的嬗变过程、原因和得失。近代的包公小说结束了自宋金文人笔记以来均以短篇形式出现的局面,从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的文体创新上吸取了成功经验,朝着样式章回化、结构完整化、叙述书面化的方向演进。一些在流传过程中未曾断歇、各体皆搬的故事根据遵循生活逻辑的原则,做了些许改动后,成为后世流传故事的定本。而体裁的扩展也使包公故事一直以来具有的双焦点内在情节结构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公案与“世情”、“英雄传奇”、“侠义”合流的局面。市井百姓、英雄和侠士的介入再加上事实上清官的无力使包公从主角的位置上逐步退让下来,并在形象塑造上,显现出了比较明显的人性特征。不过联系到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治”特点,这种形象上的改变虽然在艺术上有些进步,但离人民大众渴望官员“以恤民为本”的理想却越来越远。第三部分为论文的总结与深化。近代的包公小说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所以就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它的影响与渗透。而其中渗透最深的当数民间俗文学的影响。如包公出生时的梦兆描写就是中国古代帝王将相诞生“神话”的惯技老套,而宋仁宗梦中举贤的情节,也与民间传说中周文王以梦举用吕望的传说颇为相似等诸如此类。包公故事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既有合理高尚的,也有荒诞浅俗的。但包公故事的广泛流传与百姓们美好而善良的愿望密切相关。在剔除糟粕,存其精华,并赋予新鲜健康的主旨的努力下,包公故事在当代社会中也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