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在先锋作家行列中是一个醒目的存在，自处女作《追忆乌攸先生》发表于1986年的《中国》杂志至今，格非在创作中始终以一种知识者的叙述姿态打磨自己的叙事风格。纵观格非的二十多年的小说创作及其研究资料，中篇小说《青黄》无疑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对象。这篇小说以“我”对于“青黄”的含义的追寻写起，描述了“我”前往麦村进行调查研究的整个过程以及最终追寻的失败。无论从形式上还是思想上来看，这篇小说的“复杂性”都值得评论界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然而事实上，小说问世以来一方面被广大学者与读者所持续而广泛的评价，并且不乏真知灼见，另一方面在这些研究中由于深度的缺乏和视角的狭窄导致结论的深入性与全面性差强人意。对此，文章对该小说的思想内涵进行把握与分析，以期将这方面的研究推向深入。　　 文章分两个部分对小说进行分析。　　 一、第一部分，从词语“青黄”的含义剖析入手，论证小说中存在质疑形而上学哲学的等级关系的思想因素。　　 1．意指作用的错位是“青黄”意义不确定的根源。“青黄”一词对于我们（包括小说的主人公）来讲，首先是能够看见的视觉形象——两个汉字，也就是符号学意义上的“能指”。由此，可以断定陈晓明先生在其著作中谈到的“青黄”是一个“一个能指的‘非在’”并不准确，事实上这种情况恰恰是能指“在”而所指“非在”，因为直到小说结尾，与“青黄”一词对应的概念（意义）始终都处于缺席状态。接下来我们来探讨这种现象形成的原因。《符号学原理》一书中指出“一切意指都包含了一个表达平面(E)和一个内容平面(C)，而意指作用(R)相当于两个平面之间的关系”。这里所说的表达平面与内容平面对应语言学中的能指与所指，而“意指作用”则是构成二者间对应关系的通道，而“青黄”这一词语所指缺失的根源在于意指作用发生了错位。　　 小说中意指作用的三次错位分别源于“我”的实证精神、老人与外科郎中的道德准则以及“我”对“青黄”是否具有意义的界定，笼统来讲，这三者均从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价值判断，是形而上学理论所凸显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具体表现，这种观念上的等级秩序意识是符号“青黄”的意指作用发生断裂的根本原因。　　 2．“青黄”的意义指向问题隐含了作家对文学生产与消费关系的思考，即作家不再凌驾于读者之上。在小说创作过程当中，作者并非全知全能，正是因为小说“不表达，它只是探索”，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以后可能出现的情况，作者也许和读者一样无知。这样一来，在创作活动中作者的主体地位几乎完全丧失，在意识形态预设的作者/读者这对二元结构中，作者再无优越性可言，他不再是“主体”，读者也不再是“客体”，二者之间的地位处于一种完全平等的状态。以此类推，文学生产与消费的地位等同，写作与阅读的地位等同，在这种精神领域的双向活动中，等级秩序被根本的取消了，归根结柢，这依然是观念上的反形而上学。　　 3．“替补”的目的是对“无”的发现与建构，从而根本的瓦解等级秩序。《青黄》这一故事的完整状态是通过“替补”的方式完成的。德里达的替补理论并非仅仅针对语言/文字这个二元结构，他的目的是通过颠覆这一最具普遍性的二元结构的等级关系进而摧毁整个形而上学体系，这是替补的真正价值之所在，也是小说所要表现的。对“青黄”意义的追问便成了对“无意义”的词语的展示，这是小说质疑等级制度的深层次反映。　　 二、第二部分，以小说本身设置的历史追问情节展开思考，提出文本中存在反思与质疑理性的观点。　　 1．通过小说所展示的史学研究过程及其最终的失败，揭示小说思想中体现的对科学研究的质疑。小说的叙事结构很像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科研课题的“操作”过程，也是一个失败的课题个案。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我”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考据法本身存在问题。小说的主要情节既证明了史料的难以采集特征，也展现了口述史学法的虚幻性。　　 2．通过逻辑思维“还原”小说中的历史的形态，并进一步对其合理性提出质疑。在对小说的读解中，使用逻辑推理的方法虽然能够通过逻辑推断与联想建构起一个“超越”小说文本所表述的“系统化”的历史，使小说中的几乎所有疑问都成为这一历史的组成部分并通过我们的推理做出有效的解释，但这就是事实吗，这是真正的疑难。　　 3．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依据，清理小说中对理性主义进行批判的主要表现。按照马克思的历史观——在感性把握、面向自然并“祛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青黄》中“我”试图从理性实证的态度出发去建构历史的希望必然会破灭，因为其中缺少在感性生活中获得的经验的介入；同样，运用理性的思维方法去臆测历史的构想也会导致失败，理性之中潜伏的意识形态因素首先会导致这种治史行为不是“作为人的人”的行为，而由此建构的历史也不是自然史的组成部分，在小说中，反倒是谭维年教授凭借感性化“先天的预感和固执”对历史的论断恰恰让人难以推翻。这也许就是格非想要表达的，或者至少是小说本身所体现出来的。　　 文章最后指出观点的提出依据，即1980年代末期，在思想解放运动与西方文化渗透的双重作用下，作家难免对人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做出思考，而相对于其他作家而言，最具探索精神的先锋作家在这条道路上无疑会走的更远。格非说过“我一直认为，小说从根本上说，是个人和现实（历史）的关系的一种隐喻”。将小说的思想与作家的思想勾连起来，认为《青黄》的思想内涵与格非本人的世界观构成了一种换喻关系，格非借小说《青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由形而上学向后形而上学“突变”的形象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