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女性一直被认为是不完整的人性，并且通常被置于男性的从属地位，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第二性”。因此，人类社会的漫长历史也是女性被男性压迫的历史。如今，虽然经历了无数女权主义拥护者的不懈努力，女性地位比从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在意识形态上仍具有男权倾向的社会里，不可忽视的是女性仍然处于劣势。而美国社会中的黑人女性由于种族与性别原因，更加深受边缘化之苦。作为女性，她们受到了白人男性与黑人男性的双重压迫与剥削;作为黑人，她们承受着种族主义和阶级制度的双重迫害与摧残，从而饱尝生活的艰辛与困苦。同时，父权家庭和社会中强烈的男性话语严重地压抑了黑人妇女，使她们失去了培养个性的机会，长期以来生活在男人为她们圈定的范围内。尽管如此，她们却并未退缩，执着地追寻属于她们自己的声音。在这个以男性话语为主导的男权社会中，她们不断探寻自我的身份，把语言看成是一种工具，通过与别人交流寻找自我，赢得话语权，展现她们自己独特的声音。　　声音是说话者的风格、语气和价值的综合体现。由此可见，声音是言说者的载体，它传达言说者的不仅有交流的内容，更多的是话语的权力。而在双重文化和双重种族的欺压下，黑人女性完全丧失了应有的一切权力。她们身处于白人和黑人男性的主导话语系统中，成为失语的物体，只能充当被奴役的工具和供男人使用的性奴隶。因此，对于黑人女性来说，话语标志着她们对自我精神力量与生命价值的探索和追求。女性话语不仅体现着女性说话的权利、资格和价值取向，更表现了女性说话的渠道、途径和影响力。女性话语权是女性人群的利益、主张、资格及其自由力量的综合体现，它既包含着对女性言说及其主张所具地位和权力的隐蔽性认同，又取决于一种话语有效的社会环境、表达机制与主体资质，还直接表现了女性对自我现实状态的把握以及相应主观心态的流露。所以，黑人女性唯有找回声音，方能解放自己的身体，从而找到真正的自我。《他们的眼睛望着上帝》正是这样一部以黑人女性赢得话语权之声音为主题的代表作品。小说中的主人公珍妮就是在不断地探寻属于她的声音。而她的成长过程也正是一个找到自我声音的过程，所以，话语在形成她的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童年时，由于外祖母南妮(Nanny)的影响，珍妮没有认清自己的身份，迷失了自我，一直处于失语状态。南妮曾是一名女奴，虽然她教导珍妮学会独立和坚强，但是同时她对珍妮命运的安排却因爱之名扭曲了珍妮的一生。南妮由于长期受父权制与奴隶制的毒害和影响，理所当然地把妇女的命运寄托在男人身上，因此，她把婚姻视为珍妮的出路，以此来避开穷困和侮辱，并且认为婚姻是带来较高社会地位的机会。可以说，南妮忠实地屈服于男权系统，同时，又将其受伤的心理作为遗产传给珍妮，这充分显示出男权社会对黑人妇女的压迫具有可恶的连续性。这种压迫的连续性使刚刚16岁的珍妮首次步入不幸的婚姻。可见，在这一阶段，珍妮没有属于自己的声音，只是被动地听从他人的安排。虽然外祖母不乏爱心与关怀，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思想钳制也成为珍妮发现自我和寻找声音的羁绊。　　黑人社区是珍妮成长的摇篮和探寻声音的沃土，特别是在小说的两个重要背景地点——伊顿维尔和大沼泽地，珍妮不停地与自己所在的社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有些时候，她渴望加入这种充满活力的社区生活，因为它能够给予她温暖、安全、沟通和交流，使她可以充分地展示个性，定义自我。然而有些时候，人们出于嫉妒她的独立和坚强意志而传播关于她的流言蜚语。这代表的是社区整体的负面因素:要求人们牺牲个性。而珍妮对此总是嗤之以鼻，她拒绝做出这种牺牲;她要遵循内心的呼唤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声音和地平线。　　珍妮寻找自我声音的过程主要体现在她所经历的三次婚姻中。因为少女时代梨树下的美好感受促使她力图通过建立圆满的婚姻和寻找理想的恋人来实现自我的满足和对自我的探寻。因此，婚姻状况的变化是她不断寻找自我的进程，是她作为一个黑人女性追求独立自主地位的进程。她对婚姻认识的深化过程也是她不断自我发现，走向成熟的过程。经历了这三次婚姻，珍妮由一个不谙世事的女孩逐渐成为一位具有女权主义话语意识的成熟女性，从一个沉默的“客体”变成一个有着自己声音的“主体”。她的前两次婚姻均以失败告终，因为她的第一任丈夫洛根·基利克斯(Logan Killicks)和第二位丈夫乔·斯塔克斯(Joe Starks)只是把珍妮视为财产和饰物，并没有平等地对待她。在婚姻生活中，他们总是阻止珍妮表达自己的想法，同时还强迫她保持沉默，企图以此扼杀珍妮的个性和话语权。他们妄想独霸话语权，并以那套男权话语建构他们心中理想的男权王国;从来没有将珍妮视作一个独立的个体，总是试图按照男性的需要来塑造珍妮，以及控制和支配身边的世界。事实上，话语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即所谓的“话语权”。话语不仅构成权力斗争的场所和平台，而且成为权力斗争的手段和武器。但是面对男性话语的强势压力，珍妮并没有一味地顺从和忍让。她不断地反思自己的过去，为了保护自己的创造力不被扼杀，为了维护真正自我的存在，珍妮巧妙地戴上了面具。她同时扮演两个人:一个内“我”，一个外“我”。这是珍妮对泯灭个性，压抑话语权的婚姻所作的反抗。根据福柯的话语与权力理论，权力不仅是压制性的，也是生产性的。男权制社会采用种种策略规训强迫女性或是以男人的声音讲话，或是保持沉默，从而力图压制她们的声音。然而在压抑女性的同时，也帮助女性积蓄力量，等待爆发的时机，可以说这就是权力话语的产出功能。最终，珍妮不再沉默，她运用犀利的话语对抗暴力，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寻求自己的力量。　　珍妮与第三任丈夫茶点(Tea Cake)的婚姻建立了一种和谐平等的两性关系。这是一种真诚、亲密的交流关系，因此，传统父权社会的夫妻关系就此被颠覆。茶点不仅关心而且支持珍妮去展示个性，发现自我。因此，在这次婚姻中，珍妮才真正从自身出发认识自我，而不是像以往对自己的认识主要来自别人对她的界定。伴随着茶点的帮助，珍妮每天都在成长并认识自我，完成了从失语到言语，从“无我”到“有我”的转变。珍妮一直努力让自己拥有属于自我的声音。她话语权的获得不仅是为了交流，更重要的是在获得话语权的过程中，她寻求自我，实现自我。茶点的意外死亡向读者传递了一个颠覆性的信息，即异性爱可以促进女性自我的成长;然而，男性在此过程中，也只是作为“他者”去帮助女性，他们并不是女性生活的完全依靠。珍妮为了生存被迫杀死茶点后，她并没有沉溺于痛苦中无法自拔，相反变得更加坚强自信，成为一位独立成熟的大写的“人”。　　法庭审判的场景对于深化主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小说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直接引用的话语，然而此刻珍妮并没有直接向读者进行诉说，而是叙事者间接地概述了珍妮的话。珍妮的这种沉默正是反映了她已掌控自己的声音，此时的沉默已成为她力量的标志。因此，经历了种种坎坷与不幸之后，珍妮可以称作是一个独立自主的黑人妇女。她敢于对抗和挑战父权话语;她不仅能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做出自己的选择，而且还能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批判性的思考。生活的历练使珍妮从沉默无语走向为自己呐喊，从压抑自我走向表达自我，从顺从走向抗争，最终找到属于自我的独特声音。　　博纳德·马拉姆德在《自然》中写道:“我们有两份生活……一份是我们学习的生活，一份是在学习之后我们所过的生活。苦难带领我们走向幸福。”这句箴言非常适合珍妮的生活，她已历经磨难，长大成熟;她发现了自己的声音，定义了自己的身份，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尽管爱人肉体已去，但他留下的回忆与精神财富永远与她现在这个独立的个体同在。她实现了很久以前在梨树下追寻的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珍妮这个角色的成功塑造体现了作者赫斯顿对黑人女性生命价值完整性的执著探索和不懈追求。同时，这部作品具有的丰富内涵为建立黑人妇女文学传统做出了重要贡献，当之无愧地成为美国黑人文学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