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治贪污条例》(1954.4.21)第2条规定公布后,受贿罪作为贪污罪中的内容之一混同加以规定,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制定的《刑法》第185条规定公布后,该罪首次以立法形式确立,并在1997年12月11日《刑法》第385条完善了“受贿罪”,至此,受贿罪在《刑法》中得到初步全面的规范,其一直应用到今天内容不曾改变。但在社会前进的道路上,受贿罪在客观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疑难,这在法律运行、司法认定等多个方面加大了难度、提高了挑战,加大力度和加快进程对受贿罪在客观方面的研究和探讨,积极完善相关立法,正确引导法治实践,更显迫在眉睫、至关重要。本文笔者以该罪的客观方面为研究主题,以其客观方面的三个构成要素为具体研究环节,针对每个环节中存在疑虑的具体问题、存在争议的热点焦点进行论述和研讨,通过探索和思考提出个人建议和意见,并在受贿罪客观方面的立法完善问题上阐述了个人想法。首先,关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职务”方面,对于在从事某项国家公职之前所收取的贿赂同样不应当认定为受贿罪,也不能采用扩大解释的方法,如果有必要,可考虑将此类贿赂行为犯罪化。在“便利”方面,笔者认为,应当重点体现为国家工作人员对事项的处置、经办的管理性。在与《刑法》第382条贪污罪中的表达文字相同的客观要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相比较,二者在实施行为、侵害法益、犯罪手段方面均有不同。其次对“受贿中收取财物—索取或收受”构成要件的研究与思考,主要对“索取型受贿”、“收受型受贿”、“斡旋型受贿”三种受贿类型进行深入探讨,如:“索取型受贿”中,认定多次索贿,不需要每次索贿达到一定数额,只要存在多次情节,在犯罪主体、客观、两罪侵犯的客体三个方面与敲诈勒索相区别。在“收受型受贿”中,关于事前、事后受贿的探讨,从收受财物的行为上讲,无论前、后,对收受财物的行为性质不发生影响。在“斡旋型受贿”中,通过在构成要件上同受贿罪相对比,并且从多个方面区别利用影响力受贿、介绍贿赂罪、行贿罪共犯。最后,对“受贿罪对象—财物”构成要件进行思考。第一,财物是贿赂的表现形式,其本质是不正当报酬的利益;第二,介绍当今法学界关于财物范围的学说争辩,以及大家所坚持各自学说的依据,同时,关于法学界对利益说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笔者认为该观点明显超出“财物”范畴,且存在取证困难,不易被量化,操作性困难等一系列问题;第三,探究“财物范围”在法律中的界定,并且提出将非财产性利益贿赂犯罪化的建议,并从入罪化符合受贿罪的本质特征、符合立法潮流、惩治该类罪犯我国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体现、我国反腐工作的需要四个方面阐述了理由。关于性贿赂,是否将此类贿赂入罪展开激烈的讨论,笔者从性贿赂性质、案件取证、量刑三个方面展开讨论,给出观点为现行刑法不适宜将性贿赂入罪。第四,支持将非财产性利益贿赂入罪,并在相关立法上提出个人建议:第一,拓宽贿赂的范围成为“财物或利益”,但不应包括性贿赂;第二,通过对社会造成的相关作用及对政府职能工作损害的相关程度,合理考量量刑。“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要件按现有的规范列入主观要件更合适,在本文中将不做具体研究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