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以来,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顺利进行,确保贫困人口与全国一道进入小康社会成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除此之外,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人口新常态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此背景下,易患病老年人群的医疗需求较大,老年人医疗支出占我国医疗总支出的比例不断提高,老年人“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现象频发。生育率的持续降低、死亡率的快速下降和人均寿命的不断延长,致使老年群体成为贫困人群中一个快速膨胀的群体。因此,推进老年精准扶贫,寻求更为科学、合理的老年贫困治理体系,不仅是缓解老年贫困,提高老年群体生活水平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建设的一场攻坚战。本文在文献述评的基础上,基于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和阿玛蒂亚·森、马克思等西方学者的贫困理论,构建了中国老年贫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研究框架,并基于家庭禀赋、社会资本两个维度实证分析了家庭、国家、市场和社会主体对老年多维贫困的影响机理,最后提出老年贫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路径选择。本文研究围绕四大主线展开:一是从整体上梳理了中国老年贫困问题研究的基本背景,并构建了本文研究的理论框架;二是基于研究框架,从家庭禀赋、社会资本两个维度入手,实证分析了家庭、国家、市场和社会主体对老年多维贫困的影响机理,并从理论和实证上验证了家庭禀赋、社会资本对老年人贫困维度“恶性循环”的调节效应;三是分别从以美、日发达国家和巴西、印度发展中国家为例,系统梳理了国际老年贫困治理实践及其对中国老年贫困治理的政策启示;四是基于上述研究,最后构建了中国老年贫困多元协同治理的基本框架,并提出了政策建议。首先,论文系统分析了中国老年贫困问题的基本背景与研究框架。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典型的“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的背景下产生的,并且在健康、保障和参与等视角下存在着显著的群体性差异,这就为老年贫困问题的产生埋下了隐患。长期以来,中国政府都是老年贫困治理的主要承担者,从计划经济时期到精准扶贫时期,政府为缓解老年贫困问题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与尝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基于现阶段老年群体陷入贫困问题的脆弱性特征及家庭、政府等单维主体在老年贫困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本文构建了老年贫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理论框架,以期为完善中国老年贫困治理提供理论参考依据。其次,基于研究框架,从家庭禀赋、社会资本维度实证分析了家庭、国家、市场和社会主体对老年多维贫困的影响机理,并从理论和实证上验证了家庭禀赋、社会资本对老年人贫困维度“恶性循环”的调节效应。基于学者研究和世界银行的界定,本文将家庭操作化为家庭禀赋变量,将国家、市场和社会操作化为社会资本视角,实证分析了家庭禀赋、社会资本对老年多维贫困影响的基准结果、影响机制以及采用得分倾向匹配法得出的影响净效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家庭禀赋、社会资本对老年多维贫困影响的异质性检验,包括城乡差异、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此外,针对老年贫困维度“恶性循环”难题,论文首先阐释了老年人贫困维度“恶性循环”的经济学原理,并分析了老年人贫困维度“恶性循环”的成因和治理,最后通过对老年人经济贫困、健康贫困和精神贫困进行交叉表分析,验证了家庭禀赋、社会资本对老年人贫困维度“恶性循环”的调节效应,从实证上为构建多元主体参与老年贫困治理机制奠定了基础。再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老年贫困治理实践对中国老年贫困治理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基于此,论文从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相关法案等视角入手,以美、日为例比较分析了发达国家的老年贫困治理实践,以及从宏观层面、微观层面和减贫效果层面,以巴西和印度为例比较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老年贫困治理实践,最后得出国外老年贫困治理实践对中国的经验启示,包括正确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老年贫困治理模式和发展策略、健全本国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多元主体参与老年贫困治理实践和不断完善老年法律规范体系四个方面。最后,基于上述研究,论文构建了中国老年贫困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框架,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现阶段,中国老年贫困治理存在着政府作用的有限性、家庭参与老年贫困治理遭受困境和整体制度框架缺乏等一系列问题。事实上,多元主体参与老年贫困治理存在着资源分配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现实情况。基于此,论文构建了老年贫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合作—互补”关系框架,并界定了各主体的基本理念和主要职责。论文最后提出了完善老年贫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构建家庭助老脱贫政策体系、提高老年人经济和健康保障水平、开发适合贫困老年群体的商业保险项目、积极引入社会主体参与老年贫困治理体系和建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联动机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