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我国不断寻求“文化输出”，取得不少成果，但是总体来讲，效果不是很理想（孙会军，郑庆珠，2011），在这种情况下，毕飞宇的中文小说《青衣》，却先后在法（2003）、德（2006）、英（2007）、西班牙（2007）、美（2009）等国家得以出版发行，并于2008年入围英国《独立报》外国小说奖，土耳其、波兰和挪威等也分别从法语及英语版本转译该书。《青衣》的英美两种译本均由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及其夫人林丽君合作完成，在英语世界获得好评，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输出的成功范例。然而，与这本小说译本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研究却一片冷场:仅有一篇硕士论文从接受美学角度研究英译《青衣》的文化过滤现象(薛瑞,2012)，另有一篇杂志论文论述英译的文化传真(孙会军,2011)——两篇都偏重研究英译本的“忠实译文”，认为应归功于译者对于中英双语文化的深刻理解及译者卓越的翻译策略及技巧，而不无遗憾地对“不忠实”的译文加以批评。然而，英译《青衣》的成功，单单靠作品的魅力，或者译者的翻译能力都是远远不够的，从整个社会环境角度去研究英译《青衣》，就会注意到对整个翻译过程造成不容忽视的影响的，还有诸多文本外因素。文化操控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安德烈·勒非弗尔（André Lefevere）认为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除了语言因素外，社会、文化、政治等因素的操控制约下对原文的改写，其中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的有赞助人、意识形态、诗学这三个因素。从改写理论角度分析《青衣》英译本与原文中的异同之处，就不难发现，改写理论对英译《青衣》有着令人信服的解释力。本文运用改写理论，以英译《青衣》作为研究对象，分析翻译背后的操控因素——赞助人、意识形态和诗学。本文认为，赞助人通过提供经济技术支持，通过操纵译者文学及社会地位，对有待翻译的原文及译者进行选择，同时又从意识形态和诗学方面对译者的翻译进行操控，从而完成对原文的改写，以期符合目标语社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本文最后结论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转换，而是在诸文本外因素“赞助人、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共同操控下对原文的改写。本文运用改写理论，分析赞助人、意识形态以及诗学对英译《青衣》的操控改写，从而加深我们对《青衣》英译的认识，而且还对今后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提供经验，以资参考。英译《月亮歌剧》是葛浩文夫妇对《青衣》的成功改写，不仅符合西方赞助方及读者的意识形态及诗学，而且成功保留并介绍引进了富含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及诗学。本研究的意义就在于成功改写《青衣》所带来的启迪意义，中国文学作品要真正走出国门，就要考虑在保留源文化特色的同时，根据目标语文化中赞助人所代表操控的主流意识形态及诗学对原文进行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