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民航运输产业进入了一个扩张式的发展阶段。国际空域管制政策放开,越来越多的外国航空公司进入到中国的航空产业中来,国外主流的航空公司综合实力普遍大于国内航空公司,此类航空公司在全球的布局大大挤压国内航空公司的发展空间,中国民航局为此狠抓安全管理水平,大力加强国内民航企业综合实力,在2019年发布的《民航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期评估报告》中显示,运输航空百万小时重大事故率和亿客公里死亡人数均为“零”,运输航空百万小时重大事故率十年滚动值为0.015,行业安全水平稳居世界前列。就在中国民航在取得了非凡的成绩并全面启动“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准备大展拳脚时,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发,病毒肆虐全球,步入全球化的世界突然陷入停滞状态,以往的繁荣与联系中断。鉴于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染速度、疫情波及的国家和地区、感染的病患数量、旅客需求的下降和各国政府不断推出的旅行限制措施,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民航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人口流动性降低、订单量持续下降、航班停飞、航线缩减、公司裁员等诸多不利因素影响,加之飞机日常保养与维护,以及安全管理费用支出增高,使得国际上许多老牌民航企业破产重组。在中国,运行风险从常规运行风险向疫情防控风险转变,在此特殊的背景下,我国民航局也紧急调整了运行政策以应对此次危机,日常安全与防疫监管共存成为疫情常态化管理的特点,并且在目前看来,在新冠肺炎病毒尚未能普遍治愈之前,我国并没有放开疫情防控的迹象。在此期间,民航局的政策发布的一系列相关于国际航线运行的政策,不仅仅关系着国内疫情防控的形式,还隐含中国民航企业在国际航空市场卷土重来的底气。笔者通过收集新冠病毒疫情开始到如今,中国民航局发布针对国际航线运行相关的政策,以及大量民航国际航线运行期间的不安全事件和疫情防控事件,从民航局政策发布者的视角,来分析民航局出台的有关国际航线运行的政策与此次新冠肺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关联性及其作用机理,并且以实际成效为依据分析政策在疫情结束后,如何恢复中国民航在国际上的行业竞争力。首先,以非典型肺炎时期和新冠病毒疫情时期的国际航线政策实情进行纵向对比分析,中美两国航空业在疫情期间发布的相关政策和数据进行横向对比分析,得到今后政策出台的一部分提示;然后,以渐进决策理论为引导,梳理并寻求现有政策出台的基本规律,找到此类政策发展的内在逻辑,再以理论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和不合理性,推衍出一种新的实效性理论对其进行补充,即多源流理论。最后,从多源流理论里的三种视角,分别归纳解读出民航局在疫情期间政策颁布中,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是如何分配的,政策之窗是如何形成和影响政策制定,发现问题和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如何形成以及其作用方面。文章最后结合当前形势与今后行业发展中预想的契机为政策之窗开启的基础,在国内与国际政策实施融合后,以更先进的政策理论为提纲,规划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可行性政策建议。本文在分析过程中将着眼于我国民航局在新冠病毒疫情出现以来,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划分的“突发疫情应急围堵阶段”、“常态化防控探索阶段”、“全链条精准防控的“动态清零”阶段”以及全方位综合防控“科学精准、动态清零”四个阶段,分别列举出相对应阶段,民航局颁布相关国际航线运行的政策分别对疫情防控和行业运行发展的效用研究,以实际发生的民航相关事件来印证政策在实施过程存在的安全性漏洞,以监管层面发现的“冰山”在水面下的安全隐患为切入点,在民航原有的渐进性政策基础上,通过渐进性理论中出现的局限性和不合理性,推论出一种更新更全面的政策分析理论,即多源流理论。并以此分析政策之窗所对应的修订政策出台机理,将问题、政策以及政治源流视角中,最核心的政治源流作为政策制定的核心,提出更具有针对性地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民用航空政策、构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民用航空政策机制的政策建议,让民航相关政策在助力公共卫生防控事件的同时,针对各疫情阶段政策所出现的问题,提出如何宏观调控行业安全生产平稳发展的运行政策,如何坚持以人民生命安全为宗旨的行业监管政策,如何加快恢复和占有国际市场份额的行业发展政策,给出在当前形势和应遵循的政策框架下所应出台的具体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