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经济活动或现象的总体特征,表现为在时间上的增速起伏和空间上的集聚变化并存。经济增长与集聚,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在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增长理论长期占据核心地位并形成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囿于空间因素的复杂性和人们认识水平及计算技术的历史局限性,经济集聚理论虽经许多学者不断探索,当仍未在理论体系上形成相对完整的框架。探索“块状经济”的形成原因和作用机制,迫切需要新的理论体系作为支撑。直到20世纪90年代,克鲁格曼在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为前提下创立的空间经济学理论,成功地将空间因素纳入其分析框架,从理论上对经济集聚的形成原因和作用机制进行了系统地阐述。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迅猛发展,也为经济增长与集聚理论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自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宏观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下,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与集聚的演进历程经历了三次重大变革,但现有研究多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很难准确地对转折点进行定位,结论在客观性和可比性上存在不足。为此,需要我们选择合适的方法对增长与集聚问题进行客观的定量分析,通过对分析结果的量化和变革时点的定位,验证区域发展政策效果和探索增长与集聚间发展规律以及对其背后作用机制和影响效果,以为政策制定提供有力的建议。本文尝试对建国后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与集聚演进历程进行全局和局部聚类分析,通过对区域经济增长与集聚间关系的理论假设,进一步对二者间的作用机制进行数学表达,通过引入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构建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对模型的参数回归结果计算后得出各影响因素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分别从长期和短期两个时间范围,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与集聚的影响性质和程度进行解释,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首先,本文对1952-2008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与集聚的空间格局的演进历程进行全局和局部聚类分析。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与集聚过程总体上经历了三次重大变革：第一次是“一五”至改革开放前期,三线建设的推进使我国经济发展和集聚水平的重心,逐步由解放前的东部沿海向三线地区转移,经济增长与集聚的区际差异呈收敛态势,但整体的资源空间配置效率较低。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后到90年代末期,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发展思路的指导下,东部沿海地区实现优先发展,区域经济增长与集聚迅速转为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的态势,东中西部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第三次是以1999年西部大开发、2003年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2004年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协调发展成为这一时期的基调。截至2008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与集聚的空间集聚水平迅速上升的态势有所趋缓,区际发展差距逐步缩小,政策实施取得了应有的效果。其次,本文通过对经济增长与集聚的基本理论和文献进行梳理,对区域经济增长与集聚间的关系和影响机制进行阐述。通过逐步放宽初始理论假设的限定条件,对区域经济增长与集聚间的关系进行从特殊到一般的分析。本文认为,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集聚是增长的集聚,增长是集聚的增长。在对影响机制进行模型化处理的过程中,不同模型中包含的空间和时间因素的种类和数量不同,其涵盖的对区域经济增长与集聚的影响机制的种类、数量和复杂程度不同。因此,影响因素X通过不同的作用机制对区域经济增长与集聚两方面发挥不同性质的影响和贡献水平,X的直接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发挥作用,间接效应对区域经济集聚发挥作用,总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与集聚两方面发挥综合作用。通过由特殊到一般、由简单到复杂的分析过程,对不同模型中X对区域经济增长与集聚的影响机制和贡献水平进行数学建模和公式推导,为后文实证分析提供理论依据。最后,在考虑空间影响机制的条件下,主要应用静态和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重点考察了1990-2008年我国各地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FDI、R&D、城镇化、非国有经济、产业经济规模七种影响因素。长期来看,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物质资本推动,但是人力资本、城市化和产业经济规模等作用仍然较为突出并且发展前景广阔,非国有经济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尚未完全显现,FDI和R&D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发挥负作用。在对我国区域经济集聚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的因素中,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城市化因素最为突出,对推动区域经济集聚发挥关键作用,而FDI和产业经济规模因素则相对较弱。R&D和非国有经济发展对经济集聚具有负向抑制作用；短期来看,对经济增长与集聚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的变量中,物质资本、FDI、R&D、非国有经济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突出。对经济增长与经济集聚均具有抑制作用的变量中,人力资本、城市化、产业经济规模等变量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最为突出。通过对模型计算结果的深入分析,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