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外债相关理论，包括问题的提出和相关理论的架构。外债问题从来就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外债是伴随着国际贸易的深入而产生，通过殖民战争而发展，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繁荣起来的一种国际金融业务，是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和后发国家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的一种特殊手段。近年来，不断恶化的拉美债务危机和新兴市场国家日益沉重的债务负担，再次为后发国家的外债问题敲响了警钟。中俄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转轨国家之一，都积累了巨额的外债，都面临着如何有效利用外债加速本国转轨进程的共同课题，二者的外债实践也必然存在某些共通之处。因此，深入研究俄罗斯的外债问题，尤其是巨额外债的成因及其解决途径，将对中国外债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积极的借鉴意义。俄罗斯外债研究所需的理论架构主要由外债的核心定义、外债必要性理论、外债运营策略理论和外债清偿与重组理论四个部分组成，这构成了本文进行俄罗斯外债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俄罗斯外债规模与结构分析。尽管在2003年俄外债余额连续第三年保持递减，但其债务规模仍高达1190亿美元，衡量外债安全状况的各项指标也始终在国际警戒线以上，偿债压力依然沉重。俄外债之所以在连年递减的情况下仍保持如此庞大的规模，一方面是由于俄独立以后，作为前苏联的主要继承国，承担了其全部1030亿美元的巨额外债；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转轨初期，俄经济久衰不振，赤字数额巨大，使其被迫大举借债以渡过难关，导致外债规模迅速扩大。经过多年的外债实践，俄债务结构日趋合理。从融资渠道来看，俄利用国家外币公债券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融资的比重持续上升，提高了债务利率的市场化水平，保证了外债流动性的稳定；从债务期限来看，俄把短期外债比重控制在10％左右的低水平，并交叉安排还款日期，有效地规避了偿债风险；从币种结构来看，俄根据本国的外贸格局和债权国构成，努力开拓多元化币种渠道，选择价值同国内变量相关的货币，使俄外债所承受的外部价格变动的风险趋于极小化。 <WP=55>第三部分，俄罗斯外债成因及对本国经济的影响。俄罗斯外债诞生于推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前苏联时期，形成于以休克疗法为核心的经济转轨过程中，恶化于1998年金融危机。可以说，俄在转轨过程中所面临的国内储蓄不足、国外投资有限、预算赤字庞大、缺乏偿债能力等现实困难，导致了俄外债问题的最终形成。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对俄外债的作用多数持批判态度，认为外债给俄经济带来了沉重负担。实际上，由于外债本身所具有的生产要素与逐利资本的双重属性，使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双重性，俄在外债实践中的种种失误和外债自身的某些弊端，并不能抹煞其所发挥的扩大投资、弥补赤字、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等积极作用。因此，只有认识到外债是俄经济转轨中的一把双刃剑，才能正确理解外债的经济作用，真正做到趋利避害。第四部分，对俄罗斯外债重组的实证分析，包括对俄外债重组效果的评价、关于外债重组与按期偿债的抉择，以及债务重组后俄外债问题的解决前景。国内学者对俄外债重组基本持肯定态度，认为反复进行的重组“成功”地延长了偿债期限，使俄外债的偿还更加灵活。但实际上，外债重组虽然暂时缓解了俄的偿债压力，但债务偿还的根本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加重了俄的债务负担和偿债风险。由于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外债重组的实施日益艰难，俄罗斯已逐渐倾向于按期偿债，甚至提前偿债，并形成了以货抵债、以股抵债、外债资本化等偿债新思路。随着俄经济的逐步复苏，其偿债能力也随之增强，俄外债在近期内不会出现太大问题，但俄经济的结构性缺陷和其他内在的不稳定性必将对俄外债问题的前景产生深远影响。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外债重组，还是各种形式的债务转换，都只是缓解俄偿债压力的权宜之计，只有形成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才是解决俄外债问题的治本之道。第五部分，俄罗斯外债实践对中国的启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债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扩大的过程，外债规模发展迅速。到2003年底，中国外债余额超过1900亿美元（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对外负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债务国之一，其外债实践举世瞩目。与俄罗斯外债相似，我国在长期的外债实践中也形成了政府偿债压力过大、部分建设项目偿债能力不足、外债投向不合理以及“隐性债务”膨胀等弊端。此时，俄经济转轨背景下外债实践的经验便成为中国实现外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直<WP=56>接的借鉴，这也是本文理论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首先，必须严把外债借用关，禁止没有偿还保证的对外借债，防范外债管理中的“长官意志”，避免盲目引进和重复建设；其次，应加强对企业借入外债的监管，消除“隐性外债”隐患；最后，应加强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对债务政策的引导作用，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外债监管的最终目标，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使外债问题得到根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