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社交媒介等新技术、新平台为个人的情绪表达赋权,打破了情绪传播的时空限制,“情感公众”更容易诞生,情绪更加具有可见性,然而这也带来了情绪的过度泛滥。本文聚焦互联网中的群体情绪传播的相关问题,研究内容将从以下几个部分出发:在第一章节中,本文通过梳理和分析情绪场相关理论和前期成果,发现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打开了情绪传播研究的一个新的“分析单元”,为情绪场的概念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作为一个中层理论,场域能够提供一个跨越宏观与微观的局限的研究视角,使得情绪场的理论构建具有合理性与必要性。在第二章节中,本文认为,互联网中的群体情绪的传播呈现出“茧房化”与“流动性”的特征。“茧化”的群体情绪作为情绪的可视化瞬间,具有圈层化的传播特征,呈现出非理性的叙事思维。群体情绪的流动性特征主要体现在其如液体般的“易敏与无序”以及从个体到群体、再从群体到个体的“渗透性”。此外,群体情绪的流动性还体现在流动的群体情绪并没有终点,其将收归于集体记忆与网络流行语之中。在第三章节中,对于我国互联网中的情绪传播进行现象分析,总结主要的情绪传播类型,并分析情绪传播的影响与特征。在对情绪类型进行界定时,笔者沿用情绪研究所惯用的问题导向的方法,将其分为“群体愤怒”、“群体恐慌”、“群体焦虑”与“集体认同”,不同群体情绪的传播最终导致了不同的群体行为的产生。在第四章节中,通过对前文所建构的“情绪场”的内部结构进行分析后发现:在互联网的情绪场之中,存在着许多影响传播的关键节点。譬如在“人以圈居”盛行的时代之中,圈子的核心:“新意见领袖”即为影响着不同类型的情绪产生的轴心;算法机制成为最具权威的“信息把关者”与捕捉群体情绪的“新一线记者”,通过对信息流的把关,敏锐监督并控制着群体情绪的强弱。不同的关键节点皆由不同类型的资本构成,在互联网的情绪场域之中,群体情绪的自主性受到规约。在最后一章节,本文主要针对群体情绪如何在该背景下脱困提供路径思考。本文认为,群体情绪的自主性如何脱困存在着双重解困渠道:从群体内部出发,需要提高构建“反环境”能力,警惕由资本所包装的各种技术形式对于情绪的软性操控;从群体外部出发,政府与相关机构应该通过构建统一的宏观议题、注重“疏”、“育”引导方式的结合,参与到群体情绪的传播逻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