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是一位有着强烈个性风格的作家和著名学者。其长篇讽刺小说《围城》堪称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围城》连载于1946年的《文艺复兴》杂志,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重新出版此作。其在海外的影响颇大,曾被译成英、日、俄、法等各国文字,受海外学者追捧。海外的“《围城》热”在20世纪80年代波及到了国内。对于《围城》,大部分研究者们的着眼点集中在其中的讽刺性人物形象和它的艺术性。本人不揣浅薄,也加入其讨论和研究一番。一、《围城》的艺术性《围城》中作者广博的知识无疑是对塑造人物、表达主题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在客观上也存在着堆垛知识的缺撼,甚至还有些文字的创作略显随意,作者在创作时没有太多地顾及到读者的认知程度和接受过程。小说是靠塑造形象来反映生活,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和观点,而不是用知识来教育人。我们阅读《围城》,会看到了很多譬喻警句和典故,但是作为一部小说,其生动的细节描写却不多,这一缺点无疑是《围城》不能回避的。《围城》中存在着许多的议论,这些议论有的是作者自己的想法,有点是从主人公方鸿渐的感叹中表达,显然这些议论在小说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造成了文本的叙述过于直白,读者的接受过程被直线化了的缺点。《围城》中的事件和人物,本来是具有很大的挖掘潜能的,读者可以从事件的自然发展中和人物的言行和心理中的引发自己的思考,但作者在作品中的过分的议论不仅干扰了作品的情节和人物,也在干扰读者的思路,有时甚至是作家在代替读者思考,形成了《围城》一个特有的“创作——接受”过程：作者站在很高的位置采取俯视的姿态对小说中人物和时间渗透自己的感受,表明自己的观点,而读者在对小说情节和人物平视的同时,由于大量议论的存在和议论本身的精彩绝伦,感受到的是这个无处不在的上帝在作品中的强烈的干预意识,于是自觉地进行仰视。这种干扰和替代在客观上会降低了《围城》的艺术水平,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其艺术感染力。二、《围城》的人物形象文学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形象一般都倾注着作者对对人生的思考和对生活的体味,当然,也会从另外一方面体现作品的主旨。《围城》中的方鸿渐是贯穿小说情节始终的人物,是作品的“男一号”。小说表现的是中国20世纪40年代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和生活状态。正当日本的侵略已经深入到大陆腹地之时,方鸿渐从西欧返回了“外患内乱的祖国”。小说就此展开了对他的思想性格的刻画。在情场上,方鸿渐陷入了第一个“围城”之中。苏文纨竭力追求、百般纠缠他,却激不起他爱的激情。而他所追求的唐晓芙却不能如愿,最终和孙柔嘉结了婚,但二人的感情却不融洽。方鸿渐在这一“围城”中有着闯荡的欣喜,但同时也有被“围困”的苦恼。小说形象地表现了方鸿渐在情场争斗中的失意：在家庭中方鸿渐陷入了第二个“围城”,结婚之后,他马上感到是进入了“金漆的鸟笼”,小说用了百分之十五的篇幅描写了方鸿渐家庭的矛盾,形象地表现了他在家庭“围城”中的痛苦；另外,在事业上,方鸿渐陷入了第三个“围城”,他奔向的三闾大学,充满着人生的陷井,在这种互相诽谤、尔虞我诈、造谣中伤的生存空间中,“不是你刺痛我的肉,就是我擦破你的皮”,通过方鸿渐的人生感叹,可以看出他在这样的“围城”中无力挣扎的状态。整体来看这部小说对方鸿渐的刻画,我们可以看出,主人公方鸿渐“忧世伤生”心态里面包含了太多作者自己的“忧世伤生”情愫。小说的结尾颇有寓意的,方鸿渐和太太打闹吵骂以后,太太抛下他而去,他“周身疲乏,肚子饥饿”,“情思弥漫纷乱”,而“落伍的”老钟非常适时的敲了起来,“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小说到这里,把一个无所作为也无力挣扎的在人生的“围城”中几乎要窒息的软弱的知识分子形象进行了最后刻画。使整部小说的结尾让人意味深长。方鸿渐悲哀的人生道路正是整个时代悲哀的浓缩。三、身不由己的人生悲喜剧《围城》是一部相当严肃的作品,它写出的是“灰色知识分子”在人生、爱情、家庭等方面的身不由己的悲剧性命运,而这种悲剧似乎又能让人觉得滑稽可笑。作者没有给方鸿渐指明一条更积极的人生道路,因为他自身也在这样一种身不由己的人生悲喜剧的漩涡中挣扎着。正如作者在初版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体现的一种深切的绝望,甚至推而广之,是人类的一种深层次的绝望和悲凉。本人试图从分析钱钟书《围城》的创作的主题意蕴着手,引发我们对中国的读书人,特别是中国文人自身的文化人格的心理审视和道德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