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拱乾是清初“别有认识意义”的一位诗学名家:他出身桐城科举望族,与其流贬出关的五子,同属于顺康之际知识分子的精英群体,也是最早活跃在京城诗坛的一批桐城诗人。本论文结合方拱乾《甦庵集》康熙刻本、黄传祖《扶轮广集》《扶轮新集》诗歌选本和相关地方志等新材料,在完成方拱乾年谱简编和方孝标“认工赎罪”时期诗歌作品系年的基础上,通过对方氏父子在此期间诗歌创作的全面梳理,探讨他们的理论和创作特质,进而把握他们乱世流贬的独特生存状态和对清初诗坛、包括桐城诗学的重要影响。第一章:剖析方拱乾父子流贬的时代背景因素。主要把握两个问题:首先聚焦导致方氏父子流贬的直接原因——“丁酉科场案”,尝试将其放在顺治“文治”的框架内加以考察,对他们流贬的深层次原因进行再探讨。其次,着力分析学界一直倍感困惑的、方拱乾流贬前“非典型性”贰臣身份形成的原因。一方面通过梳理方拱乾短暂的崇祯时期仕宦经历及其遭遇的“万死”考验,来探讨其在时代戾气伤害下,对朝廷产生的疏离感和自保意识;另一方面通过挖掘方氏家族文化中科举传家精神内涵的形成与传递,探讨方氏父子在乱世之中仍坚持儒者“兼济天下”的理想及由此对科举出仕的始终不能忘怀。第二章:梳理流贬期间方拱乾、方孝标父子的诗学思想。鉴于以往研究尚未对此有系统的归纳,本章从大量搜集的方氏父子相关诗学文献出发,特别以方拱乾两千余条杜诗批注中蕴含的丰富诗学观点为基础,认为方氏父子流贬期间的诗学思想突出表现为自觉向儒家诗教传统回归的“性情”说,其产生于三个重要的诗坛背景:“性情”与“格调”之争、“真诗”说的重提和杜诗再度经典化。由此,从方氏父子“真”“浑”兼具的性情诗学观、“怨而不怒”的传统诗教观和“诗为大道”观三方面探讨其流贬期间诗学思想的内涵,并发现其作为清初桐城诗学的重要一家,与清中叶兴起的桐城诗派在“诗为大道”“诗文相通”“诗主情实”等标志性诗学主张方面颇有共通之处。第三章、第四章:剖析方氏父子的出关诗,包括途中及流地的诗歌创作。针对方氏父子更重以现实生活的真景、真事、真情、真理来表现“真我”之性情,从而与多数东北流人诗仍延续关内诗坛“以酬赠送别、山水宴集诸作为抒写襟性”和偏于诗歌言“情”的一面不同,分别从流人生活之“群”与“我”和绝域之“人”与“地”两个角度切入。第三章通过分析方氏父子之间及他们与吴兆骞等其他流放诗人创作上的互动,以及方拱乾家居独处状态的创作,来具体呈现宁古塔文化流人的文学创作生态。第四章通过分析方氏父子写作的宁古塔风俗诗和代书诗,来表现他们对宁古塔“人”与“地”的观察、接受和深层次的文化隔膜。第五章、第六章:分析“认工赎罪”时期的社会影响因素、方氏父子的交游和创作。第五章主要考述在康熙初“四辅臣”执政的历史背景下,方氏父子入关后为完成阜成门工程,生活状态从在宁古塔“流而聚”的集体放逐而被迫变为“还而散”的自我放逐,在此期间他们的行踪和主要交游情况,以及从中折射出流贬者的特殊心态。第六章分析方氏父子的行旅诗的创作,剖析当行旅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常态时,所面对的社会和家庭伦理环境挑战,以及在旅途这一特定的时间、空间场景下所生成的诗歌文本类型。主要分析方氏父子的抒怀之作中呈现的侨寓和行旅心态,兵事题材展现的南北对立主题和水患题材展示的任运退藏主题,从中可见方氏父子即使沦落到“社会边缘人”的地位,仍具有儒者不仅“独善其身”、且“兼济天下”的深厚家国情怀。本论文充分结合时代、家族的影响因素,对以方拱乾、方孝标父子为主的方氏父子流贬诗作整体、动态的研究,同时又关注其具体创作背景和情境的把握,包括文本生成过程、艺术手法、创作心态和文学观念的变化等。同时着重分析其诗歌作品在时代戾气之下呈现出怨而不怒的“中和之音”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