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论世最早由孟子提出，本是一种修身尚友之道，经过后人不断的阐发，在时代流变中逐渐演化成一种文学批评方法，成为中国古典诗学的主流观念之一，影响至今，长盛不衰。丹纳三因素说是通过对种族、环境、时代三因素的考察，来解释艺术产生及本质的理论，成为盛极一时的社会学批评最重要的支柱之一。依照文学理论家韦勒克对文学研究的外部、内部之分，知人论世和三因素说都属于外部研究的范畴，两者之间有着很多契合之处，不仅都高度重视文学外部研究，也不约而同地忽视内部研究，在它们所注重的外部研究内部又有着共同强调的因素，如时代因素对文学的影响。与此同时，两者之间的相异之处也是很明显的，知人论世的核心在于“知人”，而三因素说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客观决定论；同时，在知人论世的演变中，读者的地位是忽隐忽现的在场，而在三因素说中读者是彻底的缺席。知人论世和三因素说根植于中西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思维模式，有着各自的流变传统，造成两者的理论品性也迥然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各自的理论价值和理论寿命。比较诗学新近的发展渐渐告别以往的平行比较的弊端，注重在比较中注入更多的文化因素，同时也倡导理论和作品的融合，不同文化的融合。在比较诗学的视域下，知人论世和三因素说不仅有着各自的价值维度，也有着在新形势下焕发活力的巨大潜力。摒弃文学研究的内外之分，走向总体研究，将研究的基点根植于文本的自身，注重文学的审美属性也许是让我们看到它们价值和发挥它们潜力的一条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