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西方音乐开始流入中国并对中国音乐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西方音乐与中国音乐的比较不可避免,“国乐”一词衍生出来以与西乐相区分。众多音乐家逐渐认识到中国音乐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纷纷提出对国乐发展问题的各种不同主张,这些观点和主张构成了近代新国乐思想的全部内容。五四时期王光祈提出恢复礼乐精神,创造新的国乐的主张,这一主张强调礼乐思想中的“和谐”精神,认为只有这种精神才能激发国民的民族性;以刘天华为代表的一批音乐家主张在旧有传统音乐基础上,借鉴西方的音乐理论及作曲技法以创造出一种新国乐,这种新国乐思想主要围绕中国传统音乐的乐谱、乐理、乐器、作曲法以及音乐等级观与音乐观的落后提出改进的办法;青主受西方音乐美学思想的影响,提出了音乐无分中西的主张,这也是五四时期重要的新国乐思想之一。抗战时期的新国乐思想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陈洪、萧友梅为代表的主张内容大于形式的新国乐思想,这种新国乐思想彻底打破了传统意义上国乐的含义,认为只要内容表现时代精神,无论运用何种形式就都是新国乐;另外杨荫浏站在一个新的高度提出了他对国乐发展前途的观点,他提出了“极度融合”的观点并客观的总结了国乐研究中应当注意的诸多问题,他的新国乐思想没有偏重形式上中西的划分,没有偏重音乐内容的表现,更没有直接抹煞中西音乐间的区别,而是较为公正的认识到中国音乐当下面临的问题和以后的发展趋势,表现了抗战后期音乐家对近代以来国乐发展问题的总结和反思。解放战争时期以“国乐”为讨论对象的文论和主张相较五四及抗战时期有所减少,但新音乐的“民族化”思想与新国乐思想契合在一起,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解放时期音乐家对中国音乐发展路向思考的主要内容。新国乐思想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的重要思潮之一,是贯穿中国近代音乐史始终的中西音乐关系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由于各种原因,一些新国乐思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它们是近代对于国乐发展前途问题思考的结晶,不同的新国乐思想反映了不同的时代精神与人文立场,其实质值得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