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现代货币理论为框架，分别对中韩两国在开港前后的货币制度以及货币政策系统进行了历史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前述两方面内容作了国别间的比较分析。　　开港前后大清帝国的货币体系是银钱平行本位制度。白银与制钱保持着相互平行的地位:商品市场上，“大数用银，小数用钱”;作为当时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财政体系的运行也以银为媒介。清廷对白银货币数量的控制缺乏手段。与此同时，制钱的铸造由朝廷垄断，其发行也是通过财政途径进行的。因此，朝廷对制钱有着很强的控制力。这种货币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角色重要性与朝廷的货币控制力的不对称决定了清政府货币政策的低效率。在治理开港前由于白银外流引起的通货紧缩过程中，清廷采取的政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鸦片战争之前以禁止白流外流为主;1840年代，即第一次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间的十年，主要是试图扩大制钱的流通领域，在财政领域以钱代银;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后，清廷为了应付巨额军费不得不使用铸造大钱、印制钞票等历史上劣迹斑斑的货币政策措施。尽管清廷在不同的时期谨慎地采取了相应的政策措施，但货币政策持续失效，平行本位的货币体系也在王朝结束前崩溃了。其中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上面所讲的货币重要性和朝廷对其控制力的不对称，二是财政特色浓厚的货币体系赖以运行的官僚系统的败坏。　　尽管韩国开港所处的李氏朝鲜王朝一开朝就发行楮币企图统一货币流通，但直到开港，仍然没有建立起货币本位制，而是实物货币（米和布）、铜制钱和楮币同时在经济中流通。其中民间主要以实物货币为主，财政系统和大城市主要以铜制钱为主。铜制钱的铸造权垄断在朝廷手中，但铸造的机关是由不同的财政支出部门兼任的，包括中央与地方的军事、行政等部门。与此相联系的货币发行方式便是主要采取铸造机关自铸自用的途径。朝廷对货币经济的摇摆态度以及铜料的缺乏使得李氏朝鲜时代的货币数量一直处于“钱荒”的状态。以满足财政支出为目的，朝廷在治理持续的通货紧缩过程中采取了调整铸币机关、加铸制钱、铸大钱和引进清制钱等政策手段，但由于货币发行体系的混乱以及对货币经济的态度等原因，政策效果非常差。　　对开港时期中韩两国的货币制度的比较，主要包括两国的货币思想的比较，货币经济发展程度的比较，货币管理机构、制钱铸造制度、制钱的发行以及货币本位制的比较。两国的货币政策的比较是以通货紧缩的治理为例进行的，包括政策工具的比较，货币政策操作的成熟度的比较，政策目的和货币政策效果的比较等几方面。通过比较，发现开港时期两国的货币制度和货币政策体系及其运行的差异是在传统与财政紧密结合的货币制度限度内发展程度的高低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