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作为一种无形资产，能否作为出资形式，在我国公司法理论研究和公司实践中是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新《公司法》明确将信用排除在法定出资范围之外，但现实又对信用出资存在需求。本文借助比较分析法，以资产信用理念为基础，将私法自治原则和效率原则贯穿始终，展开对股东信用出资法律问题的研究。本文除引言和结语之外，正文分四章。第一章为“信用出资的内涵及立法考察”。信用出资是股东允许公司利用其信用为出资的投资方式，具有主体广泛性、无形性、人身依附性和评估的复杂性、动态性的特性。我国公司立法一直禁止信用出资，这跟现代《公司法》放宽出资形式的趋势不符，而且实践中以挂靠方式存在的信用出资事实反映了现实对信用出资的肯定和需求。第二章为“信用出资的理论突破”。随着资本信用的神话破灭和资产信用理念的引入，公司资本的偿债功能被弱化，以保护债权人利益为目的，限制公司出资方式的立法丧失了理论基础。作为私法范畴的公司法应当将私法自治和资本效率作为最高原则，放宽股东出资方式以平衡公司权益相关人的利益。第三章为“信用出资的现实必要性与可行性”。无论是投资人对信用出资方式的现实需求，还是我国公司资本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信用经济的内在要求，信用出资都非常必要。信用出资满足现物出资的“五要件”，符合资本的价值功能，具有可行性。第四章为“信用出资的法律规制”。信用出资评估制度、公示制度、特别制度以及责任制度共同构成了信用出资制度的核心内容。引入商业银行参与信用评估并为信用资本提供担保的新型评估模式实现了信用资本的高效定价和转移，对信用出资范围和投资人特别义务的设定是为了平衡投资人和银行的利益。违反法定义务，投资人和银行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也会受到失信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