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文本细读为基础,探析了美籍越南裔作家阮清越《同情者》中书写的难民身份困境问题,并进一步思考难民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问题。作者认为阮清越在小说中展现了一个有关意识形态去询唤的故事:由于不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不断去询唤,作为越南难民的“我”最终厌倦了一切意识形态,抛弃了一切信仰,从“双面人”变成无脸之人,一个无身份的人,从而超越意识形态,成为意识形态本身的他者。阮清越因此想象了一个没有身份区隔、没有意识形态隔离的世界,从而获得了“世界主义”的赞誉。但是本论文通过详细阅读发现,作者阮清越对于超越意识形态成为世界主义者的态度实则是暧昧的,尤其是在超越之后的样态或超越的结果问题上,是含糊的、矛盾的、甚至是忧惧的。在小说结尾,“我”和一群同样身份模糊的“船民”流落在一艘不知开往何处的小船上,茫然的飘荡在暗夜的大海上:失去意识形态的依傍,“我”无家可归。主人公的困境让我们想起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作为拉康的学生,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无历史”,即意识形态本身是无法超越的,它将每个个体询唤为主体:意识形态赋予个体适当位置与功能,对个体进行询唤;个体在意识形态中发现自身形象,将自身想象成主体,并臣服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询唤,获得主体身份。阿尔都塞强调询唤过程中主体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的互相承认。“好主体”接受询唤,“坏主体”即不接受询唤的个体将被镇压——这可以解释难民产生的原因。但阿尔都塞似乎没有想过去询唤的问题,即:当不同甚至对立的意识形态对同一个个体不断再询唤,消解其先前接受的意识形态和询唤,个体可能因此丧失主体身份,成为无身份者。《同情者》书写的便是一个关于去询唤的故事。起初多元身份的“我”因为各种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断再/去询唤,最终变成了“无”。小说中,“我”始终处在各种意识形态的冲突中。童年期是生活在法国殖民地越南的法越混血儿,越战期间同时是南越士兵和北越间谍,南越战败后又成为美国难民,同时为与美国对立的越共提供情报,每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在询唤“我”的同时对我去询唤,在把“我”召唤成主体的同时消解其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询唤作用。最终,“我”在不断的去询唤中成了无身份的人。但另一方面,成为无身份的人或成为“无”也意味着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询唤的超越。走出越共的审讯室,“我”不再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询唤的主体,当然也不再是任何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敌人,而是成为了意识形态本身的他者:无身份也意味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失去载体,丧失了发挥功能的可能性。然而,“我”也因此无家可归,只能在夜雾茫茫的大海上漂流,不知所归。所以,关于难民问题,与其说阮清越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法——世界主义,不如说他提出了一个更深刻或两难的问题:要或者不要意识形态的问题。要,会造成分裂与隔阂;不要,既不可能,还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和困境。虽然世界主义具有启发意义,但我们仍需从新的角度,来思考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关于意识形态去询唤下难民身份研究,本文将从以下六个部分展开。第一章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问题与方法以及章节安排。第二章梳理回顾了关于《同情者》与阿尔都塞意识形态询唤理论的国内外相关研究。第三章详细阐释了本文的理论框架——阿尔都塞意识形态询唤理论。此外,本章基于理论和文本,提出“意识形态他者”的概念。第四章与第五章主要围绕主人公多重意识形态去询唤下面临的身份困境及其身份重建的动态过程展开。同时,第五章也对主人公是否能够通过超越意识形态本身真正实现身份重建进行了探讨。第六章为结语部分,总结了本研究的主要发现以及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