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般地区的政府购买服务模式不同,东清市合安区的垃圾分类项目中不仅存在承接服务的企业乙方,还有另一个实际负责项目运营的企业丙方存在,乙丙双方之间达成了私下合同。根据《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承接主体应当按合同履行提供服务的义务,严禁转包行为”,由此可知,乙丙之间的发包与承包行为是被明令禁止的,但为何双方还是能够达成合约呢?带着这一疑惑,本文以合同研究为例,探讨经济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在该议题上的研究进展和研究差异,并借鉴刘世定教授的分析思路来尝试建构一个交叉学科的分析视角。本文认为,隐蔽合同的发生至少涉及两个层面:首先,从乙丙双方来看,如果两者在新合同中的成本越小、收益越大,且越能规避来自甲方的惩罚,那么隐蔽合同就越有可能产生;其次,从甲乙双方来看,隐蔽合同至少要保证甲方的收益没有损失甚至还会增加,否则乙丙之间的隐蔽合同就无法继续。由此,我们来重新看待合安区生活垃圾分类运营模式发现:在涉及项目运营的乙丙企业之间的隐蔽合约中,出让方企业乙为了缓解资金短缺的难题而被迫引入企业丙,受让方企业丙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放弃成为企业乙的众多股东之一,而是选择与企业乙签订服务外包合同,交易双方在隐蔽合同中各取所需。为了降低服务转包过程中的交易费用,乙丙双方通过关系嵌入性、制度创新以及合同约束软化等手段有效降低了合同中的激励成本与协调成本,使得交易双方的合同收益等于甚至大于交易成本。在与地方政府的互动中,合安区城管局出于对获取行政绩效和规避创新风险的双重目标的追求所带来的监管漏洞,再加上垃圾分类行业相关法律体系的不健全以及服务转包的高隐秘性,因而交易双方在隐蔽合同中所面临的风险较低。因此,在《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中明令禁止服务转包的背景下,乙丙企业双方仍能够达成私下交易并签订隐蔽合同。最后,文章结尾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通过交叉学科视角的运用对建筑行业内的一系列违法行为何以屡禁不止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拓宽了理论视角的应用范畴。虽然文章比较细致地分析了达成隐蔽合约的交易双方之间的经济互动,但对于服务发包方也就是地方政府与服务承接方即运营企业之间的经济往来缺少分析,这也是该研究的一大不足,希望后来的研究者能对此有所补充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