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研究语言的学者不涉及文学方面的问题，而研究文学的学者不涉足语言学的领域，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现代文体学的出现。现代文体学的确立以查理·巴利 (Charles Bally, 1865-1947) 的《法语风格学纲要》(Traite de Stylistique Fransaise) (1902)一书的出版为标志，它主要采用语言学理论和分析方法研究文学作品，从而为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此后，文体学一直追随着语言学理论的发展而发展。 文体学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概念，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关于形式与意义的关系问题。一些文体学家的文体观或者只注重形式或者只强调意义；韩礼德 (Halliday)的文体观是将二者结合起来，因而较好的诠释了文体的性质。韩礼德提出文体即“意义潜势”或“有动因的突出”，这一观点是基于语言功能理论之上的。韩礼德的功能语言学理论强调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具有三种元功能，即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谋篇功能；这三种元功能在情景语境的制约下通过词汇语法层来表达文章的意义。尽管很多语言学家对这一理论存在不同的看法，但相对于传统的文学文体学分析，它提供了一个运用语言学理论进行文体学分析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并扩大了文体学研究的视野和范围。根据这一理论，笔者分别从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谋篇功能三个方面对约翰·济慈 (John Keats) 的十首颂诗进行分析，旨在总结济慈颂诗中的语言运用情况。 济慈是英国浪漫主义时期重要的诗人之一，一生写下138首诗，其中包括10首颂诗，他对诗歌的贡献主要体现在颂诗创作上。很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济慈的颂诗进行研究，如济慈的思想、写作风格在颂诗中的体现等等。但是，对济慈的功能文体方面的研究还未引起学者们的注意。本文意在探讨济慈颂诗中语言形式的选择对深化其主题意义的贡献作用；同时，例证功能文体学的实用性和理论价值。 本文采取描述和统计相结合的方法。首先，从及物性系统、语气系统和主位结构的角度对济慈的‘夜莺颂’进行个案分析，然后分析十首颂诗中的及物性、语气和主位的频率分布情况，并将分析结果与语境相结合。最后，笔者总结了济慈颂诗的文体特征。 本研究结果表明，济慈在语言形式的选择上有其较突出的特征。从概念功能角度来看，济慈主要选择含有物质过程、关系过程和心理过程的小句来表达颂诗的主题意义。其中物质过程所占比例最高，它被用来描述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中所发生的与所做的事情；其次为关系过程，它主要被用来表达诗人对美的赞颂和对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所进行的对比；再次为心理过程，它则较直接地表达诗人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从人际功能角度来看，济慈主要运用陈述语气来描述诗歌的主题：残酷的现实世界和美好的想象世界的对比，同时表达他对美的向往和赞颂；诗人主要采用一般现在时进行陈述，这与文学作品普遍采用过去时态不同，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即时的记录下来与读者分享。从谋篇功能来看，简单主位成为颂诗中语篇组织的主要方式，这一现象表明颂诗中的语言简洁明了，而且76.8％的主位为无标记主位，这说明颂诗中的语言比较工整，偏离常规的语言形式较少。 本文的分析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济慈的颂诗，同时为济慈的诗歌分析提供新的视角。但是，由于韩礼德的功能文体学理论和众多其他的理论一样，自身存在需要明确和完善的地方，颂诗中的有些语言现象并不一定能通过功能文体学得到很好的解释，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单纯强调数量突出而忽视性质突出。通过对济慈颂诗的分析，笔者发现，单纯运用这一理论，只能识别出诗歌中在小句层面的突出，对于词汇和语法方面的偏离现象无法做出解释。而诗歌作为特殊的文体，语言运用中的偏离现象通常会成为它的突出特征。因此，在对诗歌进行功能文体分析的过程中，笔者建议同时结合Leech 的文学文体学理论进行全面分析，以求更加深入、全面的理解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