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分为五章。 第一章，绪论。 第二章，元帝、明帝为了自己政权的稳定，从南渡以来一直试图强化他们的皇权。所以，元帝、明帝必须要得到北来门阀士族和江南吴姓士族的支持。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他们必须与门阀士族具备同等的文化水平或者对他们的文化具备最基本的理解。这样情况下，由他们政策的需要而被收容的佛教也逐渐在社会上流行起来。所以，对当时皇帝和佛教的关系，从政治的、社会的角度的考察更妥当。同时，为了进一步提高清谈水平，当时门阀士族大多数援用过佛教般若思想，通过互相之间的清谈交流，他们谋求巩固其名士的地位。名士的等级，不但决定着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也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中的地位。因而当时门阀士族本身也不能忽视这种社会潮流。所以，在门阀士族内部，亲佛教势力呈现出量的逐渐增加的趋势，这是东晋中后期佛教质变的重要基础。 第三章，成、康时期。首先，南渡的僧侣为了自己生计和传教而向门阀士族主动接近，在与门阀士族的交往中般若学逐渐盛行起来。而且由北来尼僧集团的刺激，在江南尼僧僧团也逐渐建立起来，她们通过各种渠道与贵族妇女取得联系，对东晋佛教教团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其次，在成帝时期，“乐贤堂佛画颂”的争论反映着庾氏集团与王氏集团的斗争。这一斗争在成帝时期因庾冰提出“沙门应拜论”而继续。所以说，成、康时期的皇权与佛教都在门阀士族的支配之下。再次，在门阀执权之间，利用佛教的争论比以前更激烈了，当时代表的执权者庾亮在清谈界为了提高自己威望，与佛教界保持了密切交往。但当时非执权士族也为了维持自己家门的利益，在保护佛教的美名之下对庾冰以团结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又，成帝以来，门阀士族的“舍宅寺院”开始增加了，因此逐渐出现了以土地为主的寺院经济。当时舍宅寺院建立的增加与东晋税制改变有密切关系。 第四章，穆-简时期。首先，当时东晋佛教界呈现出以长江为中心从北方到南方和从上游到下游的发展趋势。又，上游佛教界强烈带着北方佛教的性格，而下游佛教界明显呈现出清谈玄学的倾向。第二，在皇帝与佛教形成紧密关系的里面，当时后宫的佛教信仰作出了一定贡献。第三，当时皇室的代表者会稽王司马昱或者执权门阀士族的桓温，由于双方各自政治的需要，与佛教界维持了紧密的关系。特别是，他们通过经济的支持与佛教僧团形成了密切交游关系，而在这个基础上希望得到佛教界的支持，从而在东晋政界比自己政敌占有更高的地位。第四，在当时同一个的家族内，不同宗教信仰并存着，而他们之间没发生宗教纠葛。这个现象正好反映着虽然当时门阀士族信奉了佛教或者天师道的信仰，但他们思想体系仍然是以儒教为主。即，当时门阀士族的精神世界不被坚持单线的思维方式或者信仰体系，而多线的思想体系在互相调合之中並存着。 第五章，孝-恭时期，虽然当时南北政权呈现出对立现象，但南北佛教界仍然维持着紧密交流。又，由于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具备亲佛教倾向而沙门比其他人活动更为自由。因此，他们以各国的外交使节，国内外的政治活动也参加过。其次，由当时后宫的奉佛活动增加，诸帝受到影响比其他时期更多。在这样情况下，孝武帝在太元中后期上层阶级内部的权力对立中，为了实现自己政治目的，仍然推进了积极亲佛教的政策。但，安帝、恭帝由王朝末期的混乱，在消极的、个人的方面开始了倾倒佛教信仰。再次，当时执权门阀士族的桓玄、刘裕与孝武帝一样，随着各自需要，并行了对佛教控制和柔和的政策。在这儿，需要关注的是，当时门阀士族大部分仍然由于理论的需要而接近着佛教。所以，当时在门阀士族之间，为了家门的政治利权在互相之间发生了离合集散，各宗教之间的矛盾和对立的冲突还没那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