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贵州行政建置为主要内容,建置不仅仅是指贵州布政使司设立这一历史事件,还包括贵州都布按三司等行政机构的建置与职能的完善,府州县等基层流官统治的扩展和深入,直到它在地方行政体系中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级省区这一过程,在时间界定上仅限于明朝,具体对明朝贵州建省的原因、条件和特点做较为全面的分析,并探讨贵州省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以及行政机构的具体运作和管理情况。全文除第一章绪论外,具体论证部分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对贵州建省的背景和条件进行分析。本章首先对贵州的历史沿革进行梳理,了解贵州在建省之前的政治形势和明初对贵州的统治策略。其次进一步分析贵州建省的背景和原因。明朝之所以在贵州建立与其他富庶地区并列的独立布政使司,最初并不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而是为了加强对西南边疆的统治,特别是谋求对云南的开发和巩固,而贵州作为云南出入的必经之道和毗连湖广、四川、云南和广西的交通枢纽,成为西南地区的军事重地,其军事要冲的空间战略意义成为其建省的直接原因。再次具体分析贵州建省的条件。贵州建省是中央王朝的政治需求和战略计划的产物,实际上贵州并不完全具备建省的经济和社会条件。而沿湖广入滇驿道设立的卫所,不断扩大统治范围,加强统治力度,促进了贵州地区的早期发展,为贵州建省提供了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条件,成为贵州建省的开路先锋。第二章重点分析贵州省和府州县建立的过程和特点。本章首先缕清贵州建省的过程和府州县设立的情况。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朝利用思州和思南两宣慰司的矛盾,实施改土归流,建立八府,设立布政使司,正式建省。然后分析各府州县的建立情况,对贵州省的行政建置有个全面的了解。其次由于贵州特殊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决定了贵州省建置具有不同于内地其他省份的特点,主要是行政建置过程缓慢,建置分布不平衡,建置顺序从上至下,先有省级行政机构,后才逐步完善基层行政建置。第三章着重探讨贵州建省后行政建置完善和具体的管理运作情况。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建省,正式成为省一级行政单位,但府州县各级行政建置的设立和完善却贯穿整个明朝。行政建置完善的过程不可避免的要处理流官统治与土司势力、行政机构与军事机构即府州县与卫所、贵州省与周边省份这三个重要问题,本章主要分析贵州省将如何处理以上三个关系,明朝主要通过改土归流,土流并治,来扩大流官统治区域,通过依托卫所,军政分管,来增强流官统治力度,通过犬牙相制,互相制约,来加强中央王朝控制。这既是贵州省行政建置不断完善的过程,也反映了贵州建省后的具体管理和运作情况。第四章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关系四个方面分析贵州建省对贵州发展的影响。贵州建省是明朝全国政治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贵州历史发展的重要契机,是贵州大开发的肇端,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在政治上,贵州三司并立,共掌一省行政,结束了长期分隶云南、四川、湖广的分散状况,成为直隶于中央王权的省一级行政机构。在经济上,以军事移民为主,民屯、商屯等带来的大量汉族移民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开发力量,不仅增加了劳动力,而且以人为载体,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带进贵州,促进了贵州地主经济制的发展。同时和卫所制度相结合,出现了贵州第一批城镇,城市商业的兴起,集市贸易的扩大使贵州经济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文化上,贵州在明代之前,文化教育事业落后,明代贵州建省后,在中央统治逐步加强和经济日益发展的基础上,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原文化源源传入贵州,形成了以官学为主要形式,书院和私学为辅,以儒家文化为主,医学、武学等为辅的地方教育体系。贵州开科取士,各族人民读书求学的积极性大为高涨,人才辈出,贵州文化教育事业出现了新的面貌。在民族关系上,随着贵州省的建立,中央权力的不断深入,大量移民的进入,逐步改变了贵州的民族结构和人口分布情况,由过去的所谓“蛮夷之地”变成了“夷汉杂居”,在各族人民的频繁互动和交流中,促进了民族发展和融合,无论是汉族还是非汉族群体都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多样性特征,造就了复杂多样的族群认同边界和民族关系,成就了今天贵州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贵州建省是贵州大开发的里程碑,对贵州的历史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从历史发展来看,贵州之所以能够在明代建省,得益于其处于明代政治诉求的重要环节上,因此得到权力中心的重视。但由于其建省的经济、文化、社会条件并不充分,单纯的军事地位一旦丧失,很容易被中央王朝所忽视,丧失发展机遇。历史的经验告诉贵州,只有把内功练好,充分挖掘潜力,找准自己的定位,凸显区域优势,才能真正融入发展主流,抓住机遇,实现兴黔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