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自《易》开出了“盈天下皆’象’”和“天下莫大于’象’外之道”的哲学思想,实质上是将《易》的“象思维”扩展到整个本体论、人性论和经典诠释的视域当中。而他治“象”最为夐绝之处即在于其“乾坤并建”、“错综合一”的“两端一致”论。由此执两端之法深化和推进了理学的“道”与“器”一体、“本体”与“工夫”不二之思想,将此阐释为幽与明、藏与显的两个面向,而在逻辑上连接此二端的“际”即是象。船山先生精辟地指出了我们所言之道皆为“象之道”而非“道之道”,所说之体皆为“日用人伦”之体,同时,圣人所治的载道之器皆为“尚象之器”,而非随时朽坏之物。因此,理学所强调的依人建极之天理皆由“象”所著,“象”显天地之造化,则“天地之体,象无不备”。在此阐释视域下,张横渠的太虚本体之气虽然是清通不可象的,但从一开始就已经“具足法象”,是不可象却“即在象中”的大象,所以“凡有皆象、凡象皆气”。由此,人则可以通过“体诚”而“可象”,能够“想其象,而指其本体”,换言之,我们之所以能够指示本体,在于可想“象”、言“象”、体“象”、观“象”。象的根本意义一方面是将“至微之天理”昭显出来,使之成为至著的无蔽;另一方面又使得日用之伦有理所依傍,使之日新富有,渐近于仁体。所以“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无非“象”而已。因而“圣人体天之法象以为德”,而“天理存于用而用之咸宜,德之至矣”。船山对横渠和濂溪之学最为重要的推进就是他以“并建”和“错综”之“象”论及本体生化的“动力学”基础,因为在王船山的视域中,即便是至微之“几”,也是在阴阳不断互相摩荡中变易着的。乾与坤总是相偶共在的,否则就等于泯灭了“时”,相当于在“时”之外另立了一虚无之本体。所以在船山看来,儒家的“立教之本”即是“阴阳已分、刚柔成象之体”,此体为必有之实,其不昧阴阳之象,在阴阳相成相反的“时变”中日生日成。象由时成,时由象昭,象思维本身就是时间性的,任何企图在“时”之外立一超越之本体的皆为虚妄之说。象对时的昭明对于船山“日成”的人性论有着根本意义。人“循天象而著发”道体,因其具足“成事之象”而见于事物、著成法象。著象和成事的过程即是象自身生成富新的历程。人之为灵,其虚者成象,而其实者成形,是“思—躬”着的主体,因而必须在“用”中“躬任之,默识之,日积月累,以几于成”。在船山看来,唯有在躬行当中方能见象,在“征象”中“以爱人制事”,见诸灵明,性才可以在心中自喻为仁义之名,人才能够真正有感而动。更重要的是,“象”还为主体间提供了相互“酬酢”的中际,使人与人之间既有了对话的共通“标准”,亦由于象言的非概念性和开放性,使得不同境遇中的人又保持了其各自独特的存在特征,实现了殊与一的两相不悖。不仅如此,王船山作为“立教之本”的象仁与象道之进路拓展到了其他“五经”之教中。《诗》之比兴际于幽明而象人心;《书》之政事以明言圣王之治和彝伦攸叙之道而征发天理于微;《礼》以其威仪之象定其命而缘仁明道;《乐》用其自然之律动来移易性情而鼓舞以迁于善,象德无碍;《春秋》以其“诛意”之名言像“续王道之绝”的不亡之道心。在船山先生看来,此五者之教的要旨亦在于“通彻幽明”,其皆无非“自微之显”或“推见至隐”的“显诸仁、藏诸用”的两端一致之言而已,与《易》形成了紧密的互补关系。《易》象为其他“五经”提供了最根本的诠释方法和视域,而“五经”为《易》提供了具体的现实之文本。一言以蔽之:“象彻两间”,凡“际”皆象也。道器之际、幽明之际、天人之际、时之际、人之际,皆在象的隐且显的两端一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