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医易学派是指近代以易理阐发医理、以易学会通医学的学术派别。本文以近代医易学派为研究对象,按照历史时期和主流思潮的不同将其发展史大致分为初、中、末三个阶段,依次对每个阶段的时代背景、学派处境、代表著作的学术思想及民国期刊中医易文献的内容概述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论述,最终梳理出近代医易学派的发展脉络、总结各医家的医易思想、评述整个学派的学术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医易研究的方向提出展望。初期(1840-1897年),是中西医学初步接触、碰撞的时期。西医的势力尚未形成,中医界普遍认可洋务人士和早期维新人士所提出的“中体西用”“道器兼备”的中西观,“中西医汇通”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医学观。西方医学的参照作用,无形中增加了研究医易理论的动力和新依据,使得这一时期的学术成就在近代医易发展史上呈现了一个不小的高峰。石寿棠著《医原》,以易理阐发“人法天地、燥湿为患”之道；郑钦安著《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以易理言“人身阴阳合一”之道；罗定昌著《中西医粹》,绘制易象阴阳脏腑图,以易学的时空框架比附医学的理论体系；邵同珍著《医易一理》,以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的易学架构比附人身生理结构；唐容川著《医易通说》,集“以易释医”之大成,从易学角度全面解读医理。中期(1898-1928年),西医之学在教会积极传播和国内积极引进的双重优势下,势力暴增,中西医学的关系已经从最初的碰撞变革成对峙的局面。社会上盛行的“改革”“改良”思潮在医学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医学改良论”逐渐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医学思潮。作为以阴阳五行为核心理论的医易学派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改良的浪潮中逆风前行。恽铁樵著《群经见智录》,重申《内经》中“四时五脏”的人体气化模型,明白畅晓的揭示了中医理论体系的精神实质,有力的驳斥了种种诋毁中医的言论；何仲皋著《脏腑通》,以易理阐发脏腑相通之理,该书作为成都中医学堂的教材,颇受学生欢迎；彭子益在执教期间著《圆运动的古中医学》,依易理构建人体气化的“圆运动”模型,该书作为中医教材20余年,惠及数千人。期刊文献方面,医易会通的相关论文主要集中在《青浦医药学报》、《绍兴医学月报》和《中医杂志》上,数量较少,论述内容以六气、脏腑、气化为主,论运气者只有恽铁樵一人,而论阴阳五行之文几乎没有,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批判阴阳五行之风”的杀伤力。末期(1929-1949年),伴随着中医存废的斗争和中医科学化思潮的盛行,信守中医传统理论的医易学派正逐渐淡出人们视线。著作文献仅刘有余的《天人转度》有迹可循。该书以易学为参,阐发“天人理体合一”之论。相比而言,期刊上的医易文献数量却较前略增,内容涉及阴阳五行、运气和脏腑气化,尤以论脏腑的文章最多见。在主流思想不认可的情形下,这些文章从易经的视角对阴阳、五行、气化等中医理论基础进行积极的挖掘探讨,从根源上寻求中医理论成立的依据,他们对中医体系的理性判断衬托出当时整个中医界的迷茫、矛盾、质疑、求存、改良等各种复杂的思想状态。近代医易学派的学术特点,主要表现为“以易释医”和“应用象数思维构建医学模型”两个方面。“以易释医”的医家主要有罗定昌、邵同珍、唐容川和刘有余。“应用象数思维构建医学模型”的医家主要有石寿棠、郑钦安和彭子益。此外,近代医易学派的医家在天文方面亦做了大胆的研究尝试,唐容川在以易数解释医理时,对干支甲子的天文学背景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许多独特的见解。恽铁樵对天道运行也颇为重视,针对五运六气之说,提出了“日五月六”的观点。我国的古代科技、文化均来自于天,均是与天会通。一切理法出自天道。医与易是平行关系,二者皆是天人会通。易以天会通人事,医以天会通人身。易的天文背景为日月,故言阴阳、四象(四季)、八卦(八节)。医的天文背景为日月五星,故言五运、六气,五脏六腑、六经。医学的实质就是运用象数思维对天道进行模拟,从而建立人体气化模型。可见,寻求医学发展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对天道的认识,一是在人体领域对天道的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