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两汉来到中土，到唐宋时期基本上完成了中国化过程。而基督教在历史上前后四次传到中土，进展不大。两者相比，佛教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佛教有居士的支持。潘桂明认为，居士在政治上展开各种形式的护法活动，经济上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还开展各种学术性活动，来接受、改造、发展佛教教义、思想学说。有关居士生平事迹以及佛教活动，主要记载于居士传，如彭绍升的《居士传》、《善女人传》，陶明潜的《先觉集》，圆信、郭凝之的《先觉宗乘》、《优婆夷志》，朱时恩的《居士分灯录》，心泰的《佛法金汤编》、复树芳的《名公法喜志》等。在弘教著述中对居士事迹也有论述，如《弘明集》、《广弘明集》等。有关中国居士佛教的研究，有的学者以断代的居士佛教思潮为中心，如郭绍林的《唐代士大夫与佛教》(河南大学出版社)、张圣严《明末中国佛教的研究》(山喜房佛书林)、刘成有的《近现代居士佛学研究》(2002)、黄志强等人的《近现代居士佛学研究》与刘本类似。有的学者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文人士大夫与个别佛教宗派的关系，如孙吕武的《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葛兆光的《禅宗与中国文化》(广海人民出版社)。有的学者从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客维视角对居士佛教作全面的、系统的历史性研究，如潘桂明的《中国居士佛教史》(2000)。有关居士方面的论文大多偏重于从历史角度论述，潘桂明的《居士佛教源流谈》(复旦学报，1990年第一期，53页)、《居士、居士佛教及其源流》(佛学研究1998，358页)、《中国居士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佛学研究1999，23页)，谭伟的《中国居士佛教之历史与未来》(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128页)等。此外佛日的《近现代居士佛教》(法音论坛，23页)、常正的《“居士佛教”刍议》(法音论坛，13页)争论居士与僧侣孰高孰低，也没有出这个范围。有关居士佛教伦理思想方面的专著不多。张怀承的《无我与涅槃：佛教伦理道德精粹》(1999)、王月清的博士论文《中国佛教伦理研究》(1999)，还是业露华的《中国佛教伦理思想》(2000)、傅伟勋主编的《从传统到现在：佛教伦理与现代社会》，大多偏重于僧侣，对居士关注的不够。麻天祥的《晚清佛学与社会思潮》(1992)、李向平的《救世与救心——中国近代佛教复兴思潮研究》(1993)、邓子美的《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何建明的《佛法观念的近代调试》(1998)多是从宏观角度研究近现代佛教发展的专著，涉及到居士佛学伦理思想，但不是探讨的重点，没有作太深的研究。基于上述认识，本文试图通过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原则，以中印、中西文化交流为背景，以居士伦理思想发展为主线，揭示居士在沟通中印、中西文化中的积极作用。居士佛教伦理有两千多年历史，人物众多，理论繁博，如此大的内容，不是一篇论文所能完成的，因此本文着眼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初步探讨。第一，以时代问题为主线。在中国古代，由于佛教与中土文化相冲突，如佛教的业报轮回思想、沙门不敬王者、出家剃发违背孝道等诸多思想中，孝为最基本、最具代表性的论题。以古代居士关于“忠孝”的阐释创新为主线。在近代，面临中华民族生存危机，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居士发掘佛教中关于平等思想来格义西方自由平等思想，从佛教思想中推旧出新为时代变革服务。以时代需求为线索，这是本文一点创新之处。第二，以关键人物为重点。古代居士伦理思想浩如烟海，我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作为重点，对僧侣思想略作论述，近代也是如此。从以上思考出发，本文拟作两部分予以讨论。第一章，从居士的源流开始谈起，比较中国印度两国居士的不同含义，以及印度传入中土之后居士含义的演变。作为佛教中一个阶层，中国居士界对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作用，既有经济上的布施，政治上的庇护，还有学理层面的论证。古代居士伦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两汉初始阶段以论证佛教伦理高于儒家伦理为主；二，魏晋南北朝时期侧重于佛教伦理不违背儒家伦理道德；三，隋唐以及两宋之后，转为三教合一，佛教以自身的形式宣传儒家伦理道德，儒家卫道士也认识到佛教独特的宣传作用。问题关键不再纠缠于孰高孰低，而是表现在何种宣传形式更为受众容易接受的问题。第二章，进入近代以后，当满清还陶醉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的时候，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廉价的商品，先进的科学技术，眼花缭乱的各种西方思想观念，不但改变了国人的生产方式，而且颠覆了他们灵魂深处的意义世界。救亡图存成为摆在每个中国人的任务，任何社会思潮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佛教也不例外。国际上，西方基督教在华的迅速传播，日僧在华活动日益频繁；国内“庙产兴学”的社会思潮，积弱时弊缠身的佛教保庙胜于保教，佛法流入居士间。居士佛学面对西方的强势话语，重印佛教典籍，发掘佛教资源里近乎西方理性的法相唯识宗，关注社会现实人生，用佛学救世治心刷新国民道德。他们对佛教的现代性转换的努力，代表了中国佛教新的发展方向。以变法派的谭嗣同、梁启超，革命派的章太炎为代表进行分析。佛教从印度到中国，经过僧俗共同努力，适应了一个全新的文化环境；在近代，面临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时代关头，居士们借用西方学说，来改造传统佛教学说，为社会变革提供精神动力与道德支持。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希望能够为佛教更好地在社会主义新阶段发展提供一点借鉴意义，这也就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