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在简要介绍玩忽职守罪概况的基础上,回顾了97刑法对玩忽职守罪主体的规定和学界认定玩忽职守罪主体的学说。第二章按照实际照时间顺序逐一分析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对玩忽职守罪主体做出的扩大性解释,试图理清这些司法解释认定玩忽职守罪主体的思路和标准,本文认为这些司法解释在认定不同的具体行为人为玩忽职守罪主体的过程中,思维方法大体是一脉相承的。第三章围绕着立法解释对玩忽职守罪主体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首先,本文认为立法解释在认定玩忽职守罪主体时,对司法解释在玩忽职守罪主体的范围和认定思维方法上都存在继承,进而本文认为立法解释在玩忽职守罪主体认定方面发挥着极大的积极作用。然后,本文分析了认定玩忽职守罪主体的认定方法,即以从事国家公务的行为作为认定玩忽职守罪主体的标准,本文认为这种方法贯穿了多个司法解释,并最终体现在了立法解释中。本文认为这一标准是比较科学的,从纳入玩忽职守罪主体的范围来看,这个具有一定抽象意义的标准,既能以自身的包容性将身份各异的主体纳入玩忽职守罪的主体范围,又能以自身的刚性将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重大责任事故罪,重大安全事故罪等与玩忽职守罪有一定相似性的过失犯罪和职务犯罪的主体拒之门外,充分体现出了这一标准的科学性。从把握玩忽职守罪主体的本质属性来看,本文认为该种认定方法,能够反映出玩忽职守罪客观方面对玩忽职守罪主体的要求,抓住了玩忽职守罪主体认定问题的主要矛盾。所以本文认为这种认定方法是对玩忽职守罪主体经过多年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后取得的最丰硕的积极成果,在今后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实践中应当予以继承。然后本文从刑法角度分析了一下,认定从事国家公务时要考虑的问题。接着本文对立法解释进行反思,认为立法解释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对从事国家公务资格的考察。本文认为要充分重视从事国家公务的资格的重要性,并从法治的角度,国家职权行使的角度,国家公务的指向对象的角度,国家公务的实际工作要求的角度,从事国家公务的人员本身的角度,从事国家公务人员与其发生联系的具有国家职能的组织之间关系的角度,以及认定犯罪的角度探讨了在认定玩忽职守罪主体时从事国家公务的资格的重要性。并将这种从事国家公务的资格与身份论角度下的国家干部身份做了比较,明确地看出这种资格具有涵盖主体范围的广泛性和获得途径的多样性,使其和身份论明显划清了界线。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对认定玩忽职守罪主体的认识,即认为认定玩忽职守罪主体的标准应该是二元的标准,即要同时满足两条标准:第一条标准是具有从事国家公务的资格,这是认定玩忽职守罪主体的形式标准;第二条标准是从事国家公务的行为,这是认定玩忽职守主体的实质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