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开放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 ——基于“陆港通”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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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开放是国家改革开放政策在经济领域的重要体现,对提高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优化市场投资者结构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一直积极探索着合理的资本市场开放模式,强调用更高水平的资本市场开放释放经济发展的潜力,并为此发布了系列举措。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分别于2013年、2017年发布《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强调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是健全我国金融体系的关键环节,必须长期坚持将对外开放资本市场作为我国金融改革的主旋律。政府对资本市场开放的高度重视引发学界对相关问题的持续关注。目前我国学者对于资本市场开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探索资本市场开放对宏观经济增长、市场联动性、市场定价效率的影响。实际上,资本市场开放的影响是多层面的,除了对宏观经济造成影响外,对微观经济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如公司治理就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公司治理所反馈的公司信息质量对境外投资者合理判断公司价值、提升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是研究资本市场开放的微观经济后果的绝佳视角。英美等西欧国家研究者围绕资本市场开放对于公司治理的影响展开了系统研究,然而此类研究大多基于国外市场,缺乏来自我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因此,考察资本市场开放给公司治理带来的影响不仅可以丰富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的微观经济后果研究,而且对实现金融发展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公司治理的研究热点之一是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机制是薪酬契约设计。有效的薪酬契约可以降低盈余管理、缓解代理冲突。然而,近年来我国一些上市公司的薪酬契约设计不断受到公众质疑,甚至浮现公司业绩负增长而高管薪金正增长的“倒挂”现象。此类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现阶段资本市场中会计信息质量低下、代理成本高,高管有能力自定薪酬。现代公司治理理论提出,有效监督的增强可以提升信息质量,降低代理成本,从而缓解薪酬设计失灵现象。加强监督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开放资本市场,引入境外投资者。境外投资者相对国内散户而言成熟度更高、价值识别能力更强,拥有一定的专业优势,能更快更好地发挥市场监督作用,减低股东与高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改善业绩指标质量,进而增强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之间的敏感度,提升企业薪酬契约有效性。陆港通机制是沪港通、深港通的统称,实现了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与先前的QFII等制度已然不同,是现阶段探索资本市场开放经济后果的全新视角。基于此,本文以陆港通机制运行为标志点,选定沪深两市2012-2017年A股上市公司统计数据为样本,采用面板DID分析资本市场开放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资本市场开放增强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上市公司薪酬设计发生转变,薪酬契约有效性提升;(2)资本市场开放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正向提升作用在信息透明度低的企业中更加明显;(3)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薪酬契约有效性的正向提升作用在机构投资者持股低的企业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1)资本市场开放提高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重要渠道是缓解代理冲突、降低关联交易以及降低分析师预测偏差;(2)资本市场开放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是资本市场开放发挥外部治理效能的又一体现。本文可能有以下几方面贡献:(1)从高管薪酬契约这一视角入手研究资本市场开放的微观经济后果,除为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的政策效应提供经验证据外,也增进了各界对资本市场开放的外部公司治理作用的认识,拓展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范围。(2)丰富了高管薪酬契约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本文从资本市场开放降低信息不对称的视角,丰富了高管薪酬契约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有助于评估“有效契约观”对于高管薪酬契约实践的阐述能力,为推进薪酬市场化提供理论参考。(3)以“陆港通”为研究标志,为下一步资本市场开放提供了政策参考。资本市场开放情况下关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研究不仅揭示了“陆港通”机制发挥的公司治理效用的作用途径,还可以为上市公司和监管部门提供治理和防范薪酬契约失效的线索,为后续更进一步的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提供理论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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