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经济发展规律中两个重要的影响因子,此二者的辩证关系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石,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及嵌套于其中的特定时代特征。在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二者的有机结合和统一,构成了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生产方式。在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土地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的重要载体,它的性质归根到底也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占主体地位的农业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围绕农村土地制度的建设,党和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建国初期的土地革命将土地全部分给农民,建立起农民土地私有制度;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按照马克思的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理论,中国农业开始走合作化的道路,土地由农民所有转变为合作社集体所有,以消除小农生产的狭隘性;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完全掌握着农地的经营权和使用权,实现全面公有制;1978年至今,中国一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农业的体制性转型改变了集体化时期农业的激励结构,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极大地释放了中国农业的生产力。然而,因经济和农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双重驱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暴露出农地规模细碎化严重、小农意识强、农业收入增长缓慢、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日渐减少、农村土地大量流失及撂荒等弊端,严重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这些问题反映出农业生产体制转型的“制度红利”已经逐步释放完毕,因此,客观上要求对农业生产关系再次做出调整。只不过,这一调整与上次调整的方向相反,是农地从“分”到“统”,或者说,从“细碎化”到“规模经营”。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改革中的第二个飞跃。总之,以农地流转和集中为核心的适度规模经营是未来中国农业变革的基本方向,同时也是建成农业现代化的必要途径。中国农业最基本的问题是农民人口数量和土地资源不匹配,这个问题严重影响到农民的收入。马克思地租理论中,土地产出的“剩余索取权”也随着这个博弈过程而表现出不同的效率,由此而产生的在政府和农民之间的不同的激励效应成为了农地制度变革的内在动因。近年来,中国一些地区进行了以规模经营为特征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相关探索,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生产力水平和农业生产特点,中国农业发展既不能坚持建国初期农民私有土地的小农经济体制,也无法复制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大农场发展模式,而兼具劳动密集型(以家庭成员经营为主)、适度规模集约化、产业化(以家庭为主要来源的高收入)经营的中国特色家庭农场成为未来中国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合意选择。这一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不仅有效地缓解积弊已深的“三农问题”,而且能够有效地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但是,家庭农场这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中国这个正处于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化的发展中国家,发展还是比较缓慢,因而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基于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与剖析,本文试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指导下,从马克思恩格斯对小农经济、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及大农场的研究视角出发,尝试廓清中国特色家庭农场的内涵、变革依据、阻碍因素、“适度规模”的界限,尤其是其形成机制等问题。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成。本课题结合收集的文献资料,采用实地调查法,调查分析了武汉江夏区农户的基本情况以及家庭农场的发展成效等方面内容,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测算模型的构建和调查数据的分析,测算出中国特色家庭农场的“最小必要规模”。最后,根据实地调研结果,在马克思唯物史观框架的指导下,结合国内外发展家庭农场的相关经验,从农地流转、政府支持以及社会化体系建设三个不同纬度提出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家庭农场的相关对策,以期对中国特色家庭农场的进一步发展和增加农民生产经营收入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结论和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