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大量的国际移民和频繁的人才跨国流动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现象之一。根据UNDESA的相关统计数据,国际移民的数量从上个世纪70年代的8446万人增加至2017年的2.57亿人。然而,国际移民的主要目的国均为高收入国家,2017年发达经济体的移民数量占国际移民总数的63.8%,绝对数量达1.64亿人。其中,技术移民是国际移民中最重要的形式之一,也是东道国最看重的移民群体;这类移民通常是根据申请者的学历程度、专业背景以及语言能力等多方面综合实力来申请移民。以澳大利亚为例,2017-2018财年,澳洲政府共发放16.24万个永久居民名额,其中11.09万个为技术移民,技术移民占总名额将近70%。由此可见,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已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的最重要要素之一,更是各国竞相争夺的宝贵资源。技术进步与创新是一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劳动力和资源环境的低成本优势,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加快实现由低成本优势向技术创新优势的转换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进一步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关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国内外的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其中既有涉及物质资本等传统要素投入的讨论,又有对高技术人才、研发等高素质要素的关注。由于技术的进步与创新更加依赖于人的能动性,因此人才才是最关键的要素之一。Solow指出技术进步是指生产函数任意一种形式的变动,技术进步主要包括技术创新和技术效率两个方面,经济组织的变化、劳动力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以及促使生产函数变化的各项因素均可纳入“技术变化”,而创新则更加偏向于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发明。一方面,对于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是促进本国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之一;另一方面,创新是技术进步的核心动力,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本国的创新水平。已有研究表明,国际知识溢出的渠道主要包括人力资本流动、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国际贸易、专利的引用等;与此同时,关于移民与创新方面的研究发现,在东道国经济中产生更大的文化多样性是移民促进创新的一条重要机制。本研究首先从理论层面剖析和阐释国际人才流入促进中国技术进步的四条重要机制,即国际人才流入与人力资本累积、国际人才流入与外商直接投资、国际人才流入与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国际人才流入与多元文化创新;接着,本研究在基于留学视角对我国国际人才流入的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依次检验了国际人才流入对我国人力资本积累、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最后,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深入探讨了国际人才流入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和城市层面创新能力的影响。本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关于机制检验部分的研究发现,（1）国际人才流入规模的增加可以显著的促进地区人力资本的积累,但这种促进作用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即在东部地区,该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在中部地区,除政府奖学金留学生以外,国际人才流入对人力资本积累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国际人才流入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学历留学生上;（2）国际人才流入能够显著促进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同时还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经营环境缺失和地理集聚水平低下的负面影响间接促进FDI水平水平的提升;此外,国际人才流入对FDI区位分布的影响在不同的经济区域存在一定的差异,即对长三角地区并无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环渤海地区以及西部地区的影响则较为显著;（3）国际人才流入能够有效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但这种促进作用会随着国际人才流入的规模大小以及东道国地理距离的远近发生变化;当来人才流入规模较大时,通过网络效应产生的投资风险规避效应会更加显著,因此对OFDI的促进作用更有效;当地理距离较近时,人才交流产生的文化壁垒降低效应会更加显著,因此对OFDI的促进作用更有效;而当人才流入规模较小或地理距离较大时,国际人才流入对OFDI的促进机制可能会失灵。关于国际人才流入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和城市层面创新能力影响的研究发现,（1）国际人才流入规模能够显著促进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和技术进步变化指数上,对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则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国际人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更多的来自非学历留学生和自筹经费留学生人才。此外,通过选择外商投资水平和市场化程度作为门槛变量进一步构建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单一门槛特征,市场化程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则呈现出双门槛特征;（2）国际人才流入对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不同规模城市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即对超大城市的创新能力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创新能力没有显著的影响;同时,国际人才流入对处于不同城市群的城市创新能力影响也存在差异,即对京津冀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以及中原城市群的城市创新能力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以及关中平原城市群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引入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发现,城市间创新能力存在内生交互效应,即一个城市的创新指数受到其邻近城市创新指数的影响,且国际人才流入规模能够显著促进本城市的创新能力,但对邻近城市却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最后,选择高等教育水平、城市地理面积、基础设施水平以及城市蔓延指数作为门槛变量,进行门槛效应检验分析发现,国际人才流入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的确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并且在门槛效应模型下的拟合度比线性估计的更优。最后,本研究基于我国目前国际人才流入的现状,同时借鉴主要发达国家吸引国际人才和推动技术进步的宝贵经验,将“他山之石”与我国国际人才流入现状相结合,分别从国家层面、地方层面以及高校层面提出切实可行的吸引国际人才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