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服务贸易发展迅猛,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全球服务贸易额由2010年的7.8万亿美元提高至2019年的11.9万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4.8%,其增速明显快于货物贸易。其中服务贸易越来越趋于数字化,数字服务贸易增速最快,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年均增长率近6.1%,占服务贸易的比重从47.3%提高至52.0%,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数字贸易发展白皮书（2020年）》认为数字服务贸易呈现平稳增长的发展趋势,是服务贸易增长的主要原因。提升服务贸易数字化水平成为一国提高服务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抓手。但作为贸易新模式,数字服务贸易在监管要求方面体现出新特征,对当前世界贸易规则和国家管制政策带来了严峻挑战。各国陆续出台了具有壁垒性的边境内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措施,如限制数据自由流动,不平等条款和电子支付壁垒等,根据OECD测算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Digital Services Trade Restrictiveness Index,DSTRI）显示,世界各国设置的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总数逐渐增多。伴随着服务贸易数字化程度不断加强,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普遍存在势必会给本国服务业发展和对外服务贸易带来严重的损害,同时考虑到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服务贸易和数字服务贸易的限制程度是否存在差异,因此有必要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框架如下:第一部分为绪论。具体包括研究背景与意义,对数字贸易规则与服务贸易出口相关文献的梳理与评述,对研究方法和思路的介绍,创新点与不足。第二部分为相关概念与理论机制。在本章中,首先对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以及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并且论述了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的测度方法;其次阐述了相关理论;最后具体分析了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影响服务贸易出口的作用机制。以上内容为后文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三部分为特征事实。主要对目前世界各国数字服务贸易壁垒以及数字服务出口现状进行系统分析,包括服务贸易出口的规模和结构,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发展趋势,数字服务贸易壁垒与服务贸易的拟合图。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本文基于OECD-DSTRI和UNCTAD数据库,利用44个国家服务部门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服务出口和数字服务出口限制程度的差异性及其作用机制,为确保结果的稳健性,接下来从稳健性和异质性角度展开验证,比较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不同服务部门的影响程度,以及探讨DSTRI类型的政策效果差异。第五部分为结论和政策建议。经过上文的实证分析,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服务贸易和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均呈现显著的抑制作用,且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出口抑制作用更大。区分不同经济体发现,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经济体的服务出口带来了更大的抑制作用。部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运输服务,维修服务以及包括调查和专业管理咨询等服务的其他商业服务的抑制作用较显著,对金融和知识产权产生负向影响但不显著。区分不同政策领域壁垒分析发现,基础设施连通性领域壁垒对服务贸易的负向影响最大,其他障碍对服务贸易的的影响不显著。最后,依据特征事实与实证研究的结果,为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提出在数字服务贸易壁垒设置方面的相关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研究视角独特。以往文献均是单独探讨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或者单独探讨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缺乏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服务贸易和数字服务贸易二者之间影响差异性的研究。本文在现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首次实证比较分析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服务贸易和数字服务出口抑制作用的差异性,并检验结果的稳健性。第二,本文对比了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不同经济体,不同的服务部门服务出口的差异化影响,且探讨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政策效果差异。第三,提出了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服务贸易出口影响的作用机制,明确了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为各经济体参与数字贸易规则谈判、从服务贸易视角合理设置服务贸易壁垒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本文的不足在于OECD-DSTRI数据库仅公布2014年之后部分国家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所以在进行实证分析时样本量有限。此外,由于目前对于数字服务贸易出口规模并没有统一的计算方法,各国的定义、研究者的口径不尽相同,差异较大,尽管最大可能地选取了较为一致的数据,但不排除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数据的获取可能存在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