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思想里，两千年前的道家思想代表人物庄子，已经鲜明地提出要在冷酷凄惨的“人间世”过一种追求精神自由的“逍遥游”的生活。庄子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做了尖锐深刻的反思，认为囿于“人道”和“有”的人生是悲剧的人生，“人道”只有遵循“天道”，在“有”中生出“无”的意义来，这样的人生才是“达生”。为了使人的生存从“物役”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庄子认为解决的办法唯有“复其初”，回归朴素的人性。他认为，“泉涸，鱼相处于陆，相啕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庄子·大宗师》) 从德国古典哲学终结者黑格尔的“普遍法则”与“逻辑体系”，到存在主义开山大师克尔凯郭尔的“绝望”、“忏悔”与“荒谬”，是西方哲学在近代的又一次人本主义转向，类似于苏格拉底在古希腊时期“将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从“物的普遍存在”到“人的个体生存”，反映了现代西方社会——重新重视人的意义—的精神回归趋势。克尔凯郭尔终身的关注焦点即人如何成为“个体的人”?他的目标就是让人从抽象的、普遍的“众人”中出来，成为具体的、直接的“个体的人”。他认为个体的人要在——有限与无限、必然与自由、世俗与永恒——这三个悖谬中保持平衡，即审美境界、伦理境界、宗教境界，人的最幸福的生存状态是——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本论文跨越时空，让庄子与克尔凯郭尔在生存论思想的旗帜下，围绕“人究竟该如何存在?”的议题，进行一场中西方“逍遥与信仰”的对话。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越来越发现他们提出的这些生存论思想——对人的个体性及人的存在意义的关注和重视——对于迷失在物质社会中的现代人有深刻的清醒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