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软约束在目前国有商业银行中普遍存在,不仅在微观上对银行的运营管理和经营效益产生重要影响,宏观上也影响着我国的金融安全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但国内理论界对预算软约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过去的国有企业改革阶段,对银行业的预算软约束成因,尤其是未来的发展变化讨论较少。本文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结合人力资源在银行业中的重要地位,全面分析了国有商业银行预算软约束的形成原因及其在经济转型阶段的存在状态,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比较了未来预算软约束存在状态对国有银行主要激励机制和评价指标的影响,提出了相关政策性建议。本文首先针对政府对国有银行进行补贴的直接原因—巨额不良资产,以及国有银行特有的委托代理关系,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推导出: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形成原因是因为国有银行承担大量政策性负担,而国有银行由国有独资决定了政府有动机和条件借助商业银行来实现公共管理目标。因此,国有商业银行预算软约束形成的直接原因是其承担的大量政策性负担,而根本原因则是国有银行国有股独大的产权结构。在接下来的部分,文章通过对国有银行年度财务报表等资料的分析,验证了该推论。根据这一推论,文章认为要消除预算软约束,只有也必须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彻底的股份制改造。为此,文章对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银行股份变动的统计资料以及中国经济转型的路径选择进行了分析,得出国有银行的预算软约束状况在将来会逐步缓解直至消除,但作为计划体制长期遗留问题,仍将以一定程度的政策性负担形式存在一段过渡时期的结论。在政策性负担一段过渡时期内存在的前提下,如何提高银行效率,本文借助不完全动态博弈方法,通过对霍姆斯特姆和米尔格罗姆等模型的改进,着重考察了政策性负担对国有商业银行固定报酬、剩余索取权、考虑显性激励因素的声誉机制三种主要激励手段的影响。通过比较,文章认为显性激励因素与隐性激励因素相结合的混合激励机制使银行的代理成本最低,产出水平最高。在这一部分,文章还运用财务管理中关于业绩评价的方法,进行了EVA评价指标的修正,使其更符合政策性负担下国有银行的实际情况。在本文的最后部分,根据前面的分析结果,提出了明确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负担的范围和绩效等相关政策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