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既往骗取贷款罪司法滥觞的情况,《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本罪予以了犯罪构成上的修改,删除了“严重情节”的条款,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限制本罪适用的作用。但是,立法的修正无法直接改善司法的困境,修改后的骗取贷款罪依旧存在适用失衡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对“重大损失”的定位不清、对保护法益的认识模糊以及对本罪与普通贷款纠纷的民刑界分模糊。合理适用骗取贷款罪首先要准确定位“重大损失”。对于“重大损失”的体系定位,应先予明确骗取贷款罪的行为结构,其与高利转贷罪、贷款诈骗罪的行为结构基本相同,是行为人使用欺骗手段致使金融机构职员陷入错误认识,而向行为人发放了贷款。“重大损失”应当定位为骗取贷款行为的结果而不是客观处罚条件或者客观的超过要素,后两者作为开启刑罚的条件,其前提是将先行行为视为实际上的犯罪行为,背离了《刑法修正案（十一）》所体现的立法原意,并不可取。将“重大损失”定位为犯罪的构成要件结果并不会混淆骗取贷款罪与贷款诈骗罪,骗取贷款罪的主观故意并不等同于贷款诈骗罪“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故意。损失的发生时点为本罪的既遂时点。骗取贷款后教唆者的教唆行为应当以欺骗手段是否达到刑事欺诈程度分情况讨论。对于重大损失的具体认定,应当只计算本金而不应考虑利息,并且损失的认定时间应当是金融机构穷尽救济手段之后,因此有真实有效的担保的骗取贷款行为不应入罪。合理适用骗取贷款罪的核心在于明确本罪的保护法益。对于骗取贷款罪的保护法益,应当回归个人法益,尽可能将金融机构拉至与借款人同等的法律地位再予以考察。立法修改后,此前本罪保护法益的通说“安全说”不再能够具体地描述骗取贷款罪的保护法益,显得外延过大。重塑后的法益是“金融机构信用安全——金融机构资金所有权”这样的阶层结构,以金融机构资金所有权为核心,金融机构信用安全为外延。只有损害了金融机构资金所有权的骗取贷款行为才应入罪,损害金融机构信用安全仅作为升格量刑的考察。合理适用骗取贷款罪需要着眼于贷款纠纷案件民刑交叉的合理界分。骗取贷款罪修改构成后,更应遵循法秩序统一原理,充分发挥民法的前置规范作用。应当以骗取行为的欺骗内容和欺骗程度为标准,两者必须同时满足才能适用骗取贷款罪。欺骗内容方面限定以还款能力为核心,未对还款能力造假的行为不应入罪,欺骗程度方面则以达到致使他人产生认识错误并处分财物的程度为入罪标准。真正做到“形式入罪,实质出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