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笛福是17至18世纪英国享誉盛名激进政治家与小说家。1722年发表的小说《瘟疫年纪事》给笛福带来了很大的成功,尽管它受批判和受吹捧的程度同样引人关注。这本小说与笛福其它宣讲文相得益彰,对1721年的政府隔离法案中的船只隔离与医疗措施持很明显的支持态度。基于笛福精确而逼真的叙述,小说所反映出来的一系列问题,诸如政治的基本职责、人性的不堪一击以及由人类自身理性和情感的不一致所产生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至今引人深思。笛福成功地见证了这个宗教执念让步于科学理性的历史时刻。然而,在论文材料收集阶段,笔者发现国内对《瘟疫年纪事》的研究较少,为数不多的相关文学评述也尚未触及小说的理性主流。本文旨在寻找这股最终决定了笛福思想游离性的潜在力量,同时结合弗洛伊德的行为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和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的研究角度,进行深层次的研究。笛福首先借助困扰小说叙述者的逃离与留守的问题进入理性主流话语。18世纪是一个以启蒙理性主义为文化背景的特殊历史时期。在那个时期,大多数理性主义者受牛顿和洛克的影响,极力推崇经验主义的观察方法和科学的质疑态度,而非传统的宗教执念,笛福塑造的叙述者也不例外。笛福从对伦敦城的混乱描述着手颠覆理性主流话语。无情而残忍的造物主、失去理性的城民、自由被限制的个体无不体现了当时的无序状态。瘟疫中的英国,不再是井然有序的理性国度,更不是理想主义的完美体现。伦敦城被重新演绎成一个全然无序的非理性代名词。然而,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分析,笛福对理性的颠覆是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工具理性、功利理性和新基督教徒的自我重塑是笛福对颠覆的抑制,也是笛福本身对理性主义的纠结。H.F.这个叙述者本身就带着理性主义者的行为特征。他游离于被瘟疫感染的街道,竭尽全力地从科学的角度解释瘟疫,并以一种无比复杂的心态来质疑上帝的合理性。除此之外,小说中极力刻画的英雄人物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瘟疫的蔓延,却在其奋斗动机上大打折扣。笛福认为仅仅是为了赚取金钱和食物以求生存还够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英雄行为。笛福和其“英雄人物”之间的认同差异,以及混乱社会和理性人群的矛盾,都无可厚非地给小说刷上了浓重的讽刺色调。直至小说最后,“英雄人物”通过各式各样的自我拯救实现了他们人文主义精神的自我重塑,这种认同差异得以消除。其次,对小说中叙述者的思想游离性的分析还是要从作者的信仰矛盾和去中心化设计两个方面入手。宗教信仰、自然科学和经验哲学,诸如此类的信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笛福乃至其同时代的大多哲学家和科学家都影响颇深。事实上,人们对宗教义务和科学价值的矛盾心理充斥了整个瘟疫时期,这种思想游离性在当时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从文本的角度来说,福柯关于作者的去中心化的理论更有利于文本之中隐藏含义的挖掘。小说中笛福对主流话语的颠覆并没有触及深层结构,也根本无法动摇理性次序的根基。尽管这种宗教执念与科学理性之间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被认定为笛福思想游离性的真正原因,叙述者最终还是实现了其人文主义精神的自我重塑,成为一名“新”基督教徒。